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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中东政策比较——理念、政策与贡献
金良祥 2013-09-01
和平和谐理念 民主自由价值观 伊核问题 “阿拉伯之春”
简介
中美正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其政策理念、手段和收效都存在较大差异,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双方的中东政策上。具体而言,美国既将西方式民主自由价值观念作为其中东外交的终极目标,亦将推广西方式民主自由作为其解决中东问题和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中国以和平与和谐世界理念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指导思想,将和平视为目标,将对话和谈判等和平方式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基本政策理念的分歧在双方具体的中东政策中的表现相当明显,特别是在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朗核问题和“阿拉伯之春”的应对上。总体而言,美国的政策理念和方法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贡献,而中国以和平与和谐理念为指引的中东政策有着特殊的积极贡献,一方面防止了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东国家的外交独立和地区地缘政治多极化发展。鉴于中美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中国仍需作重大战略努力以推广其和平与和谐理念。
正文
中东不仅历来是大国角逐的重要地缘政治地带,而且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仍将是关系各国经济命脉的重要资源产地。中美两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一个是试图维持其传统地缘政治优势的守成大国,两者之间在这一地区的互动将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美之间在中东问题上固然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如中美都将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稳定流向世界市场视为重要利益,但同样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原则性差异。中国的中东政策建立在传统文化中的和平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基础上,而美国的中东政策则以民主自由价值观念为纲。本文从分析中美中东政策背后的根本理念分歧出发,应用案例比较研究法观察中美中东政策的基本差异,进而发现中国中东政策对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特殊贡献,并思考其未来发展路径与对策。
 
一、中美中东政策的理念分歧
 
一国对外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该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反映,中美都不例外。因此,尽管两国正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双方的外交政策理念、手段和效果却存在重大差异,有时甚至是冲突,这相当明显地体现在中东地区。作为世界上最为动荡同时也是最富潜力的地区之一,中东是中美互动最为频繁的地域之一,进而也是中美外交政策理念的重要交锋场所。美国的中东政策以民主自由价值观念为纲,而中国则以和平和谐理念为基本出发点。尽管具有务实主义成分,但美国的中东政策更多体现了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世界的理想,从而因其追求统一性而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成分。中国的中东政策以和平和谐理念为基础,体现了维护中东国家以及中国自身国内发展利益的需要,并因其尊重多样性而具有更多的务实主义精神。由此而来的,双方的原则性分歧体现为,美国试图以干预中东国家内部事务的方式实现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的一统天下,中国则认为,外部干预反而可能导致地区动荡,因此坚决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一)美国中东政策以植根于美国特殊文化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纲
美国是一个最初由一群逃离宗教迫害而远离欧洲大陆的移民组成的国家,民主自由对美国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成为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有其必然性。正如小布什总统在第二任期就职典礼上指出,“从我们建国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一直宣称,这个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拥有权利、尊严和无可比拟的价值,因为他们都是造世主的产物。”[1] 由于这种对民主自由的执著,美国在其并不悠久的历史中建立了符合其自身文化特点——但未必符合其他地区——的政治模式,包括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和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并成为当今多元世界中政治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
西方式民主自由等价值观深深植根于美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不仅被美国视为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利益,也是统领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指导思想。中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特殊地位及其局势的特殊复杂性,使得美国的相应政策尤其体现了上述特点。
首先,美国将推广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作为其中东政策的最高目标。一方面,现代化中的先发优势以及类似于赢得冷战等历史因素进一步助长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来已久的文化优越感。冷战结束时,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极其自信地提出了“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2]
另一方面,由于基督教传统文化的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有一种强烈地向非西方地区扩张文化影响的使命感。在美国国内,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也无论是草根还是精英阶层,都有一种强烈的共识,即“美国之所以要帮助其他国家实现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因为这些价值观是美国所认为的应该输出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它们是普适的、不言自明的和不可剥夺的。”[3]
文化优越感和文化扩张的传统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念的强大动力。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美国国力远超其他国家,其领导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所涉及的对象国的实力不同及其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不同,美国推广民主的努力也存在策略性的不同。如果说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历届美国总统在推行价值观念的同时,都比较注意平衡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那么“9·11”时期执政的小布什政府则因其新保守主义的基本班底而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外交推行到了极致。
其次,美国将西方式的民主自由视为解决中东问题的灵丹妙药。中东地区热点丛生,诸多问题根源各不相同,既有经济发展滞后以及宗教和民族矛盾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比如强权政治。然而,美国置这些根本性的原因于不顾,将中东地区主要问题归咎于民主自由赤字,并将推广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作为解决中东问题的根本方法。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国长期推行强权政治的后果之一,但美国认为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东地区缺乏民主政治,故而试图通过民主推广达到铲除恐怖主义根源的目的,甚至不惜以军事手段进行政权更迭。巴以问题由来已久,原因复杂,但2002年美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仍将巴勒斯坦内部进行民主改革作为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前提条件。伊朗核问题之所以呈现复杂局面,原因也在于美国对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不满。
第三,美国也以推广价值观为手段扩大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美国所提出和倡导的人道主义干预模式,实则并非真正出于对人权问题的关注,而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需要。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当地可能的确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但美国干涉苏丹内政的政策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此,而是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非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影响日渐扩大。
(二)中国的中东政策以建立在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基础上的和平和谐理念为基本出发点
中国中东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与美国不同,在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推销西方式民主自由理念时,中国领导人则强调和平与和谐之珍贵。中国在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理念的框架内观察中东问题,实施中东政策。
中国外交一直以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方式践行着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思想,并将维护国内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作为外交的重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以后,面对世界上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和平崛起论”,[4] 中国官方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发展理念,承诺走和平发展道路。[5] 2005年,胡锦涛主席分别在雅加达峰会和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阐述了其深刻内涵。[6]
中国的和平外交既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也与中国近代的特殊经历有关,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比周边地区更加稳定、更加富裕的农业社会,与这种社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中国文化将和平视为最高理念。自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和侮辱,曾是当代强权政治的受害者,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倍感和平之重要。正如温家宝总理指出,“作为饱受战祸之苦的民族,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更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7] 无论是伊拉克和巴勒斯坦问题,还是伊朗核问题,中国都将和平置于首要位置。
中国的和平政策也源于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开展对外交流合作”。[8]“经济上,中东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能源供应地、重要商品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场;安全上,中东‘三股极端势力’通过中亚、南亚向中国西部地区的渗透,构成中国西部边疆稳定的潜在威胁”。[9] 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内发展。因此,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维护有利于其发展的外部环境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美国的主导和进攻性态势,中国以和平为核心关注的中东政策更多地体现出维护性和反应性特征。中国主张中东国家内部问题应由本国人民决定,外部势力应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东地区热点问题应由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等和平方式予以解决,反对诉诸武力。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干预性政策仍然是影响中东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这使得中国的中东政策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对美国政策的应对。中国反对干涉内政、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使用军事手段,既是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也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上述政策不但不能为中东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反而已经成为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原因。
 
二、中美中东政策的政策差异
 
21世纪初期,中美围绕中东若干重大问题的互动构成了地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中美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中美中东政策的理念分歧便在具体的政策互动中不断得到反映,尽管这同时也反映了中美双方在中东地区的具体利益差异。下面,本文尝试通过案例比较考察中美中东政策的理念分歧在政策层面的具体体现,聚焦于伊朗核问题和“阿拉伯之春”。
(一)中美在伊核问题上的政策比较
美国的一些学者和官员将中国视为美国和国际社会解决伊核问题的障碍,[10] 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中美在伊核问题上并不存在目标上的分歧。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其国家和盟友的安全威胁;中国也认识到随着世界上拥核国家数量的增加,世界将更加不安全,没有理由希望在其周边地区出现新的拥核国家。
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一直是美国考察伊核问题的基本出发点。首先,伊核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国家对建立在非西方价值观念基础上的伊朗伊斯兰政权的不满。伊核问题之所以在2003年以后成为重大的国际热点问题,原因并不在于伊核问题真的如同美国和以色列所强调的那样迫在眉睫。在比较公正的穆罕默德·巴拉迪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期间,该机构出台的有关伊核问题的报告均明确指出,伊朗的核计划尽管存在一些有待澄清的悬而未决问题,但并不能因此而断定伊朗的核计划是非和平的。[11] 同时,巴拉迪本人也多次表示,他并不认为伊朗确实在制造核武器,伊朗核武化的危险被过高估计,有人甚至故意夸大威胁。[12]
伊核问题本质上是政权问题。尽管伊朗是中东地区真正实行与西方类似的选举制度的国家——或许仅略逊于以色列,但美国仍将伊朗伊斯兰政权视为另类。美国宁愿接受亲美拥核的伊朗,也不会接受反美无核的伊朗。国际关系建构主义也认为,武器本身并不是威胁,真正具有威胁的乃是持有武器的人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其次,美国亦将民主推广作为其解决伊核问题的最终手段。尽管现阶段由于战略行动能力大大下降,美国不得不试图通过经济制裁和谈判交替使用的手段以达到迫使伊朗让步的目的,但美国国内仍存在强大呼声要求美国政府通过政权更迭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核问题。2011年10月,美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频道和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其重要内容则是宣布美国将设立一个“虚拟大使馆”(Virtual Embassy)以帮助伊朗人前往美国学习和工作。[13] 此项举措的目的是通过影响伊朗民众的方式达到从内部推翻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过武力更迭伊朗政权的意图。2003年伊核问题被提上重要的国际议程,其基本原因则是在赢得伊拉克战争的阶段性胜利之后,美国以政权更迭方式推广西方式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野心进一步膨胀,美国需要为对伊朗实施政权更迭找到一个合法理由。就在伊拉克战争后,小布什总统甚至揶揄地对伊拉克占领当局新长官说:“下一步你想做伊朗长官吗?”[14] 美国小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总统及其主要幕僚一直声称所有的选择都放在桌面上,也就是说美国并不排除以武力解决伊核问题,与其说是为了达到威慑伊朗的效果,倒不如说是的确有此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明确可能采取政权更迭手段的意图非但没有扭转伊核问题的恶化趋势,反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在伊朗看来,既然美国的目标是颠覆其伊斯兰政权,那么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也就无法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部分地基于上述判断,伊朗在伊核问题上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政策。[15]
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和平政策既包括关于维护不扩散体制的主张,也包括强调以和平手段解决该问题。中国“主张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同时也要考虑到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希望“与各方一道,朝着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大方向共同作出努力”。[16] 中国关于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核问题的主张[17] 是其和平发展观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具体体现,既有深层的理念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利益考虑。
中国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有着广泛的经济贸易关系,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中国视伊朗等中东国家为重要来源,而中东国家视中国为主要市场。近年来,中国从伊朗和沙特的原油年进口量分别约为3000万吨和5000万吨。无论是因伊核问题引发中东地区核扩散形势恶化,还是一场西方以伊核问题为借口发动的战争,都可能使原本不稳定的中东形势更加脆弱,必然导致中东地区局势陷入进一步混乱,不仅使中国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和稳定的方式”获得能源供应,同时也将冲击中国与中东在其他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
(二)中美在“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政策比较
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的政治危机是继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形势演变中的另一个具有革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中美中东政策理念上的分歧亦体现在双方围绕“阿拉伯之春”的互动上。
美国将“阿拉伯之春”视为推动中东地区民主化的机遇,并竭力借此扩大地缘政治成果。这场被西方冠之以“阿拉伯之春”的运动,虽历时将近两年,但仍未尘埃落定。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这一发展未必具有美国所称的“民主运动”的实质内涵,其结果也未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预期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体制。[18] 然而,美国仍然从民主自由等视角解读、引导和推动这场政治危机。由于多个卷入这一政治转型的国家涉及美国的重要地缘政治利益,美国推行政策时不得不有所区别,但基于站在“历史正确一边”(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的政策需要,美国始终将推广西方价值观念置于其首要地位。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一直是美国关于中东和平进程和其他地区利益上的合作伙伴,长期实施亲美的政策。但在关键时期,奥巴马政府选择了放弃而不是网开一面的政策。也门的萨利赫总统是美国打击“基地”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但即使如此,美国没有给予其足够的支持,而是对反政府运动采取了乐观其成的态度。美国虽没有直接主导,但作为重要成员参与了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其目的则是通过给予反政府运动以有力的外部推动打破2011年3月反政府运动与政府之间僵持不下的状态,从而进一步推动其他国家的反政府运动。当然,巴林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第五舰队的基地,至今仍然对遏制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鉴于其特殊地缘政治地位,美国不得不对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镇压巴林的反政府运动采取了默认的立场。
“阿拉伯之春”引发的中东国家内部和地区秩序混乱对中国秉持的和平发展观与和谐世界理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出于其爱好和平的传统,还是出于自身利益,中国都不希望中东国家内部发生动乱,更不希望外来力量的军事干预进一步破坏中东国家内部和地区脆弱的秩序。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使得中国难以承受中东之乱。中国没有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而是投了弃权票,是因为该决议的初衷是保护平民安全,且得到了阿盟和非盟的支持。尽管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发动大规模空袭之时,中国已成功地从利比亚撤出了3万多公民,但当看到一些国家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中国仍明确表示“反对滥用武力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19]
中美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交锋集中体现了双方的根本理念分歧。如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也存在政权合法性问题,阿萨德政府在维护国家和政权稳定的过程中可能出于政策不当造成了一定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以人道主义为口号支持反政府力量推翻阿萨德政权的行为,也反映了其深层的价值观念。同时,国际社会也有理由认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实乃出于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伊朗结盟的外交政策的强烈不满,故而试图通过政权更迭达到改变叙利亚亲伊朗政策的目的。
2011年10月4日、2012年2月4日和2012年7月19日,中国与俄罗斯一起三次否决了主要反映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意志的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决议。中国认为叙利亚的和平稳定只有通过政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和平对话和谈判才能实现,其前提则是双方必须停止暴力行为。中国的政策体现了一贯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与美国支持一方、打击一方的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中国中东政策的特殊贡献
 
不可否认,美国的民主自由等西方价值观念在中东地区并不缺少市场;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民主推广政策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恶化了。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的和平政策为中东安全形势的稳定作出了特殊的积极贡献。
(一)中国中东政策防止了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
中东地区的动荡不安由来已久,原因既包括地区内部的宗教、民族矛盾和国家之间的利益之争,也包括外部大国由于能源和地缘政治等因素而进行的争夺和竞争。尽管美国的强势存在尤其是在上世纪最后十年对于中东地区安全形势的总体稳定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推广反而成了地区动荡的重要原因。美国以政权更迭为目标的两场战争以及在“阿拉伯之春”中推行的政策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更多问题并成为问题的一部分。
中国所推行的和平政策为国际社会防止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阻止21世纪初期美国两波民主推广运动中的外交便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中国虽然支持“9·11”事件后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行动,但并不赞成美国在阿富汗过度使用武力的政策;中国与俄罗斯、法国和德国一道坚决反对美国将反恐战争扩大化的行为,强烈谴责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尽管中国未能阻止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但在防止反恐战争进一步扩大化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没有中国等主要大国的反对,小布什政府很有可能在2003年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随即将矛头指向叙利亚或者伊朗。
“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奥巴马政府虽然表现出谨慎和克制,但仍试图借势推广民主。尽管由于美欧国家肆意曲解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中俄等国未能阻止因美欧空袭而造成的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但中国与俄罗斯联袂数次否决了有可能导致美欧国家军事干预叙利亚危机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叙利亚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尚未出现。
可以预期,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来说,民主推广仍将既是目标也是手段。岌岌可危但仍然勉强维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仍将是美国民主政策的目标;抱持地区地缘政治雄心并坚持发展一定规模核能力的伊朗亦将是美国民主推广政策的潜在目标。而基于和平和谐理念的中国亦必然继续牵制美国的干涉政策。当然,囿于自身国力的制约,中国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中东地区所能发挥的作用仍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硬实力实现了飞跃式发展,但仍然不足以在海外追求过高的战略目标。中国不仅不具备远程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而且经济上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中国的软实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在西方掌握更为先进的传播技术和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和平和谐理念尚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中国的积极牵制有利于中东国家的外交独立和多极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由于美国所具备的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其间美国政府所实施的政策有利于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成为唯一能够主导中东事务的地区外大国。埃及、沙特、伊朗以及土耳其等中东主要地区力量虽然客观存在,但并未围绕地区问题形成具有战略意义的互动,某些国家甚至未必能够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由于亲美和反美成为地区政治的基本动力,亲美和反美阵营的对峙成为地区格局的主要特点。
进入21世纪以后,中东地区一些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为中东国家外交独立性的增强以及地区地缘政治格局转型准备了条件。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先后为伊朗消除了东西两大宿敌,从而为伊朗和什叶派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阿拉伯之春”不仅削弱了埃及等部分国家,而且为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发挥更大地区作用创造了平台和机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美国的相对衰落使得亲美和反美作为地区政治的动力有所弱化,更为地区大国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并有可能为多极地区格局的形成开辟道路。
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中东所实施的和平和谐政策有利于地区国家和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利于地区国家之间形成相对独立于美欧控制的地区格局。当前,中国所秉持的和平政策主要表现为反对干预内政和颠覆政权,虽如前文所言仍只具有维护性和反应性特点,但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虑相结合,可共同成为牵制美欧国家左右地区局势的因素。如果说美国的实力相对衰落为中东国家的外交独立和地区大国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那么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牵制为中东国家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地区大国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国际保障。正因如此,伊朗前外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外交顾问维拉亚提认为,叙利亚危机开启了新冷战时代。[20] 尽管“新冷战”的说法未必契合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竞争和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二元特点的现实,但的确部分道出了围绕叙利亚问题的大国博弈态势的特征。
相对于穆巴拉克时期而言,动荡之后产生的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埃及政府在外交上表现出了鲜明的独立性。在以色列发动针对哈马斯的“防务支柱行动”之后,穆尔西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关闭加沙与埃及之间的通道,而且派遣总理前往慰问饱受战火之苦的加沙民众,为突尼斯外长以慰问和声援为目的的访问提供方便。埃及所表现出的外交独立性,固然与其政权的性质有必然联系,但与中国秉持和平理念且在中东地区影响日益上升不无关系。穆尔西总统将中国作为其地区外的首访对象国,而不是实施亲美、亲西方的政策。
 
四、有关中国中东政策的若干思考
 
中美在对待和处理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存在原则性分歧。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这些分歧有利于中美在中东地区形成良性互动,更有利于切实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是中美双方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一,中国的中东政策需要坚持有原则的合作。中美之间基于和平和谐理念与西方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政策差异也在双方在其他地区的互动中得以体现,但中东因其局势动荡和热点丛生而成为中美互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围绕中东热点问题的互动尤其能够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双方的政策差异。
如前所述,中美中东政策的差异不仅体现在目标上,而且体现在应对热点问题的手段上。首先,美国的中东政策以推广其价值观和制度为最终目标,中国则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为宗旨,表现出单纯性和务实性;其次,美国试图以推广民主的方式解决热点问题,中国则出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需要主张以对话和外交的方式解决有关热点问题;再次,美国也以价值观推广的方式扩大地缘政治利益,而中国在中东地区没有地缘政治诉求。
尽管存在物质利益方面的分歧和竞争,但中美中东政策的差异更在于深深植根于各自特殊文化的理念和观念。鉴于理念和观念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需要与美国以民主推广为目标和手段的政策保持距离。新世纪以来中东事态的发展还表明,美国的民主推广政策造成了更多的动荡,即损害了中东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也损害了以中东为重要市场和能源供应来源地、并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的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完全有必要“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21]
当然,围绕中东问题的互动只是中美总体关系的一部分,中国的中东政策必须服从以合作为主流的中美关系大局,服从“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的要求。[22] 更何况,中美在中东问题上仍存在诸多共同利益。中美均将中东地区的石油“以合理的价格稳定地”流向全球市场视为重要的利益;中美均不希望看到伊朗将其核计划用于军事目的,更不希望中东成为核扩散的重灾区。
如何在坚持原则独立性与合作之间保持平衡将是未来中国中东政策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中国需要按照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目标要求,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反对颠覆政权;另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中国需要保持灵活和合作的姿态。为此,中国不仅要重视在有关中东问题的机制内加强沟通,如伊核问题六方机制,而且需要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等双边机制内就有关中东问题加强沟通,以便更好地管控分歧。
第二,中国亟须向中东国家说明和平与和谐世界理念。中国的和平外交为世人知晓,更为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称赞。自中国正式提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理念之后,中国的和平形象与和谐理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形象仍不断被歪曲。今后一段时期内,如何进一步提升和平与和谐世界理念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接受度将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西方的政治模式并不能解决中东地区的问题,但毋庸讳言,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口号依旧能够吸引众多盲目的眼球,仍然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广大地区得到非理性的追捧。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某些方面正是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盲目崇拜造成的。
现在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西方国家仍然把持国际话语权,同时由于西方政治模式的表面吸引力,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念仍然具有明显的强势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中国和平与和谐世界理念的国际影响。面对西方咄咄逼人的攻势,无论是出于维护中国自身利益还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目的,中国都不仅要向包括中东在内的世界各国证明其经济上的成功,更需要确立和平与和谐世界理念应有的国际地位。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