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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进深,汪宁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中的文化因素探析
韦进深,汪宁 2012-04-16
哈萨克斯坦 对外政策
简介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对外政策的制定除了受到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因素的制约外,文化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提供外交资源和精神支柱的同时,文化因素也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正文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将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安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作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并随之开展了全方位但非等距离的外交实践。

关于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国内外学者从地缘政治、主权、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利益等不同视角予以解读,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文化因素也是影响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变量。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初,面对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民族矛盾和冲突加剧的客观现实,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强调哈各民族间文化平等和协商、构建全哈萨克文化模式。[①]时任总统直属战略研究所所长的卡先诺夫在《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一文中指出,为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哈根据“同心圆”的原则发展同世界的相互关系。[②]而构成同心圆核心纽带的正是文化因素。进入新世纪,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提出了通过文明对话与合作来实现国际社会全面革新的战略构想。在其构想中,地处文明结合部的哈萨克斯坦不是文明冲突的前沿,而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实现对话和合作的桥梁。[③]总之,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在复兴主体文化的同时,哈萨克斯坦充分利用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其他文化的联系,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因此,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除了受到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的影响之外,还与其独特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宗教思想密切相关。探索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与文化特征
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文化是典型的游牧文化。作为长期生活在草原上, 以畜牧经济为主体而形成的民族,哈萨克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淀形成了与农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文化。这一方面表现在哈萨克人独特的风俗习惯、服饰、饮食文化、好客传统和音乐文化等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凝聚了哈萨克人民族价值观念的政治体制、语言文字、宗教、文学作品等。无论从哈萨克人的早期族源塞种、乌孙、康居,还是对哈萨克民族形成影响深远的突厥汗国,都可以看到哈萨克斯坦主体文化的草原文化属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哈萨克草原地处东西文化的交汇处,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希腊—波斯文化、中华文化、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都曾影响这一地区。因此,哈萨克斯坦文化形成了开放性、融合性、复杂性的特点对独立后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哈萨克斯坦历史与文化的特征主要包括:

1.历史发展几度中断,文化复杂多样

哈萨克斯坦的早期文化可以追溯到安德罗诺沃文化。此后,根据文字记载,哈萨克斯坦原住民的先民至少有塞种(斯基泰人)、月氏、乌孙、匈奴等,其社会文化是以游牧经济为代表的草原文化。公元六世纪中期,突厥兴起,开始统治今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这一地区的游牧民族逐步开始突厥化。开始形成“包括在东方的雅库特人、图瓦人、阿尔泰人、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以及在西方的楚瓦什人、加告兹人、鞑靼人、库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和土耳其人”[④]等诸多突厥语系的民族。突厥在中亚的统治对这一地区近代民族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了在草原上出现了以同一的语言、习惯和传统为特征的广泛的草原共性。”[⑤]所以,“哈萨克草原是伟大突厥的一部分”。[⑥]随着突厥势力向西扩张,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开始传入中亚地区。

然而,“哈萨克草原的文化是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和具有深刻历史传统意义的现象。”[⑦]哈萨克斯坦文化的复杂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多种文化的嵌入。一是近代移民潮所改变的民族结构。

突厥汗国时期,西方的东罗马帝国与东方的唐帝国与这一地区交往密切,特别是唐帝国建立安西、北庭都护府,统一管理西域,内地的汉文化对哈萨克先民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公元10—11世纪,中亚地区开始进入伊斯兰化时期。1456年建立的哈萨克汗国是哈萨克民族形成后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国家政权。在哈萨克汗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已经普遍存在。18世纪,哈萨克斯坦开始了斯拉夫化的进程。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沙俄的“殖民化阻碍了突厥语民族转变成现代民族的自然演化过程。”[⑧] 沙俄取消了哈萨克汗国的封号,代之以总督统治,用俄国法律代替哈萨克习惯法。在文化方面,斯拉夫文化(俄罗斯文化)对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时期,哈萨克文进行了改革,开始推行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哈萨克文字。这种称为文化斯拉夫化或文化俄罗斯化的过程一直持续到哈萨克斯坦独立。

对哈萨克斯坦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流向哈萨克斯坦的移民潮所改变的哈萨克斯坦的民族构成。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大量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德意志、鞑靼、车臣、波兰、维吾尔、东干族等民族向哈萨克斯坦移民,据统计,今日哈萨克斯坦境内,生活着131个民族。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民族的到来改变了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结构,也带来了语言、宗教、文化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大力树立哈萨克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制定了复兴主体民族文化的政策。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和文化多元化的原则,号召在“哈萨克斯坦人”这个共同体下发展国家文化,在承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强调哈萨克文化的开放性和互补性,号召所有的哈萨克斯坦人成为新的文化共同体的缔造者。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哈萨克斯坦文化的复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民族关系、政治和社会,也必然对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

2.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⑨]哈萨克传统文化的“英雄”情结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深远。英雄崇拜是哈萨克文化中极富特色的内容,在哈萨克的民间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英雄史诗,哈萨克历史和传说中的首领与英雄的事迹通过诗歌和说唱的形式被广为传颂,流传至今。在历史上,哈萨克汗国有所作为的君主、率领哈萨克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首领作为哈萨克的英雄历来为哈萨克人所崇拜。如哈萨克汗国历史上的哈斯木汗、哈克·纳扎尔汗、头克汗以及率领部族反抗外来侵略的阿布赉汗等。在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上,拥有英雄称号的人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沙俄吞并中亚后,俄罗斯文化开始传入这一地区,俄罗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传统与中亚游牧文化互相影响、融合,塑造了中亚强人统治为特色的政治文化。哈萨克斯坦也是如此。1993年1月,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获得通过,其中一度引入了三权分立的民主制,但结果却是政治的不稳定,立法机构和总统矛盾重重。1995年,哈萨克斯坦制定独立后的第二部宪法,加强了总统的权力,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纳扎尔巴耶夫将独立后的10年称为在哈萨克斯坦实行“过渡时期温和的独裁”。在纳扎尔巴耶夫的领导下,哈萨克斯坦度过了独立后的低谷,迅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维护了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3.温和、宽容的宗教文化观念

    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哈萨克斯坦在近代形成了民族多元化的格局,宗教方面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和佛教并存。这种多元性,体现了哈萨克民族文化宽容的一面。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面临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截至1995年1月1日,共和国内共有30个宗教派别的1180个宗教团体。”[⑩]但矛盾并没有演化为冲突,在外部地处中亚这块民族、宗教冲突严重的文明结合地区,内部宗教派别林立的情况下,哈萨克斯坦几乎没有爆发内部或外部的宗教冲突,哈萨克斯坦众多宗教派别教义、观念差异显著,但却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这一方面得益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实行了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另一方面,与哈萨克文化中温和宽容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

哈萨克汗国建立后,伊斯兰教被尊为国教。伊斯兰教教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哈萨克族依然保留了如祖先崇拜、萨满教等原始信仰。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了其相对宽容、温和的宗教文化和观念。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移入哈萨克斯坦的民族带来了东正教、天主教等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在苏联时期,无神论的思想一直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占据主要地位。独立后,哈萨克斯坦实行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宗教文化思想复兴却并不极端。哈萨克斯坦宪法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是民主的、世俗的、法制的和社会的国家。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而受到歧视。宪法禁止任何政党和组织挑起宗教冲突,同时禁止有关宗教优越性的宣传和鼓动。针对宗教极端势力在哈萨克斯坦抬头的情况,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明确指出,极端主义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对国家政治稳定和民族和睦的极大威胁,强调通过国际合作打击极端主义。

4.独立之后主体民族文化复兴,俄罗斯文化影响深远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将哈萨克斯坦视为“突厥—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希望通过重新发掘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唤醒哈萨克族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号召全世界的哈萨克人回归来加强哈萨克族在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地位。为此,哈萨克斯坦通过行政和立法的手段,确立了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恢复民族的传统节日、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来扩大民族和文化认同感。

此外,政府大力支持哈萨克斯坦的文化发展战略,哈文化工作者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搜集、研究和修复工作,使哈萨克族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以及七个支系、不成文的法律准则等传统得到肯定和弘扬。阿里·法拉比、阿拜·库南巴耶夫等文化名人的思想和作品广泛传播。英雄史诗、叙事长诗、口头创作等民间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在文化组织和设施上,哈萨克斯坦博物馆、电影院、图书馆、俱乐部以及文化中心随处可见,据哈萨克斯坦文化部长穆赫塔尔·库尔—穆罕默德介绍,哈目前拥有6000多个文化组织和设施,其中,剧院50家、演出团体24个、图书馆4051个,俱乐部2226个,博物馆173家。[11]一大批关于哈萨克历史、考古、民族学的作品和百科全书出版。

随着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文化的复兴,俄罗斯文化受到冲击,地位明显下降。但俄罗斯文化仍然影响巨大。这不仅是因为俄罗斯族是哈萨克斯坦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还表现在俄罗斯文化对哈萨克斯坦的传统影响上。目前,在哈萨克斯坦仍处处可见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方面,俄语仍是哈萨克斯坦境内使用最广的语言,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俄语作为族际交流语言仍被广大人民、传媒和报刊所使用。在哈萨克斯坦,俄语的社会作用和功能将长期存在。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语言方面,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也将长期存在。
二、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影响
在外交实践中,哈萨克斯坦形成了以文化联系为纽带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处于核心的是斯拉夫文化圈,哈萨克斯坦将俄罗斯、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亚高加索国家列为优先地位。其次是突厥—伊斯兰文化圈,哈萨克斯坦强调自己的突厥—伊斯兰身份,重视发展与土耳其、沙特等国家的关系。处于外层的是亚洲文化圈,哈萨克斯坦奉行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同时注重发展与日本、印度、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此外,西方文化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美国、欧盟发达国家在哈萨克斯坦的对外关系中也处于优先地位。因此,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除了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的考量之外,文化因素的影响一直存在。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以斯拉夫文化为纽带,加强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传统联系

在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中,与独联体的关系,尤其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始终处于核心的位置。这不仅是由于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严重依赖俄罗斯。同时也与俄罗斯文化对哈萨克斯坦的深远影响密切相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化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并未随之中断,相反,“人们从思想、观念到政治经济体制、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乃至大众心理等方面都还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甚至是不自觉的、不易察觉的。”[12] 哈萨克斯坦前外交部长托卡耶夫说:“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感应’的共同性,都是连接哈俄关系的粘固剂。”[13]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经济上严重依赖俄罗斯,俄罗斯长期一直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贸易伙伴。[14] 哈萨克斯坦也需要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和安全庇护来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因此,哈萨克斯坦始终将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置于“最主要的”、“战略性的”地位。对于独联体,哈萨克斯坦专家认为独联体为各国在独立初期提供了良好的对话平台,“独联体的建立给哈萨克斯坦带来了益处,它维护了哈与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的友好关系。”[15]因此,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与独联体和俄罗斯关系最为密切的。

哈萨克斯坦与独联体和俄罗斯的合作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1992年5月,与俄罗斯签署了《哈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经济合作领域,1993年5月,哈同其他独联体成员国签署了《加速经济一体化宣言》,1994年9月,又与大多数成员国签署了关税协定。进入新世纪,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合作继续深化。2008年11月,独联体成员国共同签署了“独联体2020年前经济发展战略”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纲领性文件。2010年7月,俄哈白三国关税同盟正式启动。在军事领域,1992年,哈萨克斯坦加入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1994年哈俄两国签订《哈俄军事合作条约》,这些条约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据统计,仅1992—1997年间,俄、哈共签署了军事领域的条约和协定46个。[16]在文化教育方面,俄语是哈萨克斯坦的族际交流语言。哈萨克斯坦国内俄语出版物众多,经常播出俄语电视节目。大学中经常可以看到教授以俄语授课。俄罗斯媒体认为,哈萨克斯坦确实与俄罗斯的其他独联体伙伴不同,这是前苏联国家中唯一不向俄罗斯提要求,也不跟俄罗斯讲条件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基本上没有格鲁吉亚或波罗的海国家中的那种反俄情绪。[17]

2.强调哈萨克斯坦“突厥—伊斯兰文明”身份,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希望通过强调自己的突厥—伊斯兰文明身份,复兴本民族文化来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政权。在国内,政府通过加大文化领域的投入来复兴本民族的文化。各种伊斯兰宗教组织纷纷建立,清真寺数量逐渐增多,信教群众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中,哈萨克斯坦重视与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此外,同属突厥文化圈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也在哈萨克斯坦的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通过强调与伊斯兰世界和突厥文化圈的文化共性,获得这些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独立的支持,以及希望得到这些国家尤其是中东伊斯兰富国的经济援助。独立之前,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的领导人就实现了互访,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哈土两国相近的民族、文化、语言、社会习惯密切了两国关系。土耳其被认为是哈萨克斯坦的战略伙伴。两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曾多次会晤。此外,在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合作密切。对于其他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哈萨克斯坦也非常重视与之发展关系。这其中除了经济利益的考量之外,哈萨克斯坦希望通过建构自己“突厥—伊斯兰文化”的身份认同,提高自身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3.提倡文明对话与合作,重视国际社会中的大国

在具体的对外构想中,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主张各国和各地区文明之间相互协作,由对峙与冲突转向对话与合作。依靠联合国、八国集团、G20等全球性机制网络和欧盟、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亚信会议等文明或文明间联合组织来实现文明间的合作。[18]因此,哈萨克斯坦重视与国际社会中大国的关系,重视发展与美国、中国、西欧、日本、印度等国的关系。哈萨克斯坦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希望通过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来达到立国、强国的目的。就中哈关系而言,中哈互为“战略伙伴”,两国高层互访不断,政治、经济、安全、文化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哈重视与欧洲的关系,作为地跨两大洲的“欧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积极参加欧洲事务,加入欧盟一直是哈萨克斯坦的目标。2010年12月,哈萨克斯坦作为主席国主办了欧安组织领导人峰会。此外,哈萨克斯坦还重视发展与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关系。

然而,在哈萨克斯坦全方位外交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与西方大国交往时,也面临不小的压力和结构性的矛盾,其中首要因素是西方对外输出民主模式和市场经济与哈萨克斯坦独特的政治文化的冲突。虽然目前还不至于影响哈萨克斯坦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大局,但这种矛盾和冲突成为哈萨克斯坦在发展对外关系中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因素。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强调“拿哈萨克斯坦的政治制度与英国相比是不合适的”,“血泊和混乱中的民主,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我们民主的基础是政治、社会和民族间关系的稳定。”[19]主张国家应该居于主导地位,政治上坚持总统制、共和制,强调宪法和法制建设,在确保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4.强调中亚国家的历史文化联系,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

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中,建立中亚联盟,积极推进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是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国家在苏联时期拥有共同的经济、金融、教育背景,独立后面临相同的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中亚国家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宗教信仰和相似的社会风俗习惯。2005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哈萨克斯坦正在加速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正式提出了“中亚国家联盟”这一主张。[20]在他看来,苏联时期对中亚“分而治之”的政策割裂了中亚民族的传统联系,而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和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现实为中亚国家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纳扎尔巴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亚地区共有5 500万人口,有相近的历史和文化,没有语言障碍,经济相互依存,有统一的交通和能源体系,粮食和能源可以自给,甚至市场规模也能满足自需。对哈萨克斯坦和中亚来说,成立‘中亚国家联盟’是最好的方式。这种经济一体化对大家都有益,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很值得为此努力。”[21]
三、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影响的价值分析
在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文化复兴的同时,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依然巨大。与此同时,其他文化纷至沓来,抢夺苏联解体后产生的信仰与文化真空。“突厥文化、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西方文化甚至东方文化都在争夺哈萨克斯坦。”[22]在这种情况下,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后迅速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巩固了国家的独立地位,并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这是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积极方面。但是,文化因素中的消极方面也制约了哈萨克斯坦对外关系的展开,甚至成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不确定性的根源。

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主体民族文化的复兴有利于巩固哈萨克斯坦的独立,文明对话与合作的倡议提升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地位

独立初期,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国家利益,也是其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强调哈萨克人的团结,复兴主体民族文化是哈萨克斯坦的重要举措之一。号召哈萨克族人回归、确立了哈萨克语的国语地位、恢复民族的传统节日、提高伊斯兰教的地位等措施扩大了哈萨克族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感,加强了哈萨克族的主体民族地位。此外,哈萨克斯坦把民族团结和谐作为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内容,采取了温和而非极端的民族政策,缓和了独立后初期的民族矛盾。主体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正确的民族政策巩固了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的独立。

在国际社会中,哈萨克斯坦提倡通过文明对话和文明合作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纳扎尔巴耶夫认为,随着世界文明和地区文明之间相互联系的加强,国际社会应当通过推动文明的对话与合作解决日益影响整个人类的能源环境问题、粮食问题和改革现行经济体系。其中的关键是发挥联合国、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以及欧盟、欧安组织、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等全球性或地区性国际组织的作用。这是哈萨克斯坦开放性和多样性文化观在国际层面的体现。 2010年,哈萨克斯坦同时担任欧安组织、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国,2011年,担任伊斯兰会议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在不同的会议场合,发出了国际社会通过文明对话与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倡议,提高了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2.文化的开放性促进哈萨克斯坦“兼容性”的民族观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进入后斯拉夫化时代。哈萨克主体民族意识不断觉醒和强化。民族主义一度在哈萨克斯坦占据主流意识,1992年的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哈萨克斯坦是“自觉的哈萨克民族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就是单一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特别是俄罗斯族)的矛盾与冲突加剧。面对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民族结构改变的现实,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强调文化的开放性来促进哈萨克斯坦“兼容性”的民族观。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指出,哈萨克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原则上的开放性和趋向于同其他民族文化潮流的对话。”[23]强调“只有在哈萨克文化本身表现出自己的开放性,只有在发展哈萨克文化的机制财富和发展其适应时代要求能力的条件下,哈萨克文化对国内所有民族的整合潜力才能得到实现。”[24]哈萨克斯坦把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制定了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阻止了国内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恶化。这也为独立后发展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巩固国家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复兴拓宽了哈萨克斯坦的外交空间

    作为中亚地区的原住民族,哈萨克文化属于突厥—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但在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这种文化色彩被降到最低。因此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并未参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几近于无。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突厥—伊斯兰文化在哈萨克斯坦迎来了复苏。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明确指出,哈萨克草原是伟大突厥的一部分,哈萨克文化属于“突厥—伊斯兰文明”。在国内,各种伊斯兰派别的宗教团体纷纷建立,信教人数逐年增加,目前哈萨克斯坦国内伊斯兰教的信众已超过1000万人,赴麦加朝觐的人数不断增长。在对外关系中,哈萨克斯坦“突厥—伊斯兰文化”的身份归属密切了与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家的关系,早在独立之前,哈土两国元首即实现了互访。独立之后,纳扎尔巴耶夫多次访问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等伊斯兰国家。2011年,哈萨克斯坦担任伊斯兰合作组织(原伊斯兰会议组织)轮值主席国。“突厥—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加强了哈萨克斯坦与突厥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拓宽了哈萨克斯坦的外交空间。

    文化因素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文化复兴中存在消极因素和极端因素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采取了复兴突厥—伊斯兰文化的政策,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逐渐加强。由于苏联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对伊斯兰教的压制政策,导致哈萨克斯坦伊斯兰教宗教人才匮乏。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宗教教师严重缺乏,大量宗教人士和宣传品从中东伊斯兰国家涌入,这为当时正极力向外扩大影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提供了绝好机会。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宗教极端主义在哈萨克斯坦下层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1999年10月,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穆萨耶夫在议会承认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在哈萨克斯坦迅速扩散的事实。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的南部和西部地区。此外,一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信奉者鼓吹推翻世俗政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文化复兴中的消极因素和极端因素对多民族的哈萨克斯坦的社会稳定产生了冲击。“9·11”事件以后,哈萨克斯坦进一步认识到宗教问题的严重性。在国内,哈萨克斯坦对原有“宗教法”进行修改,加强了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在对外政策中,哈萨克斯坦强调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与周边国家合作,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列为重点打击目标。

2.文化整合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

    哈萨克斯坦领导人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强调哈萨克斯坦文化的开放性、建设新的文化共同体来缓和独立后国内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主要是俄罗斯族)的矛盾。在对外政策中,强调与俄罗斯、独联体以及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联系维护国家的独立。然而,在文化整合的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可能对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产生消极影响。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是影响哈俄两大民族关系的重要问题之一,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优先发展主体民族语言,将哈语列为国语,在国内大力推行哈语。然而,俄语在沙俄统治时期和苏联时期已经得到全面的普及和推广,在哈萨克斯坦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语难以短时期内取代俄语的地位,语言问题“仍然是哈萨克斯坦民族关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其次是跨界民族问题。跨界民族问题是影响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的重要问题。哈萨克斯坦国内有131个民族,并且很多民族是跨界民族,由于共同的民族感情、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等因素,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少数民族更容易对国外的本民族产生亲近感,进而对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产生消极的影响。通过文化整合将所有民族凝聚起来是哈萨克斯坦面临的难题之一。此外,还存在着诸如移民、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有效解决将长远影响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
四、结 论
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民族、国家利益成为其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独立之后的哈萨克斯坦外交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宣布独立到20世纪末,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巩固独立地位和维护国家主权。第二个时期从进入新世纪至今,在巩固了国家独立地位之后,提高哈萨克斯坦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成为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从哈萨克斯坦20年的外交实践来看,与地缘政治、安全因素、经济因素一样,文化因素也是影响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变量之一。哈萨克斯坦以文化为纽带,通过发展与斯拉夫文化圈、突厥—伊斯兰文化圈乃至亚洲文化圈相关国家的关系,在独立之后迅速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巩固了国家独立。进入新世纪后,哈萨克斯坦将发展国内多元文化的经验推向国际,提出了文明对话与合作的倡议,提高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地位,初步树立了中亚地区大国的形象。当然,文化因素除了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具有积极作用之外,我们也应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这不仅存在表现在哈萨克斯坦主体文化复兴中消极的因素和极端因素,也表现在其文化整合中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这有可能增加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因此,探析文化因素对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