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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COMMENTARY
中日关系正在“节骨眼”:美国因素很重要但并非唯一
蔡亮 2017-07-27

        今年是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则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以此为契机,最近一段时间,中日两国的领导层皆表现出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意愿。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5月北京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际,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递交安倍的亲笔信之后,7月21日,他又在华盛顿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进行会谈。中日关系显现出了持续改善的迹象。那么未来的中日关系能否沿着这一势头,在正常的轨道上健康发展呢?

        如同人一生的成长、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国家间关系也有众多值得纪念的历史节点,如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等等。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中日关系历经复杂波折和严峻考验,得到了长足发展,留下了不少有益经验和启示。然而,很遗憾地说,中日关系不但与孔子所云的“不惑”还相差甚远,甚至时常偏离正常发展轨道。追根溯源,这是日本在历史、台湾地区等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上经常不按规矩办事,轻诺寡信的结果。

        回顾两国关系发展的重大历史节点,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对预测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


中日建交:中国的坚持与“越顶外交”的冲击


        论及战后中日关系史,1972年毫无疑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分水岭。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是中日关系翻开新篇章的一个历史节点,但日本因受到美国的压力,与台湾地区当局建立了官方往来,因而错失历史良机。与此同时,日本又希望在美国容忍的范围内,谋求在无邦交的情况下,推进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为此,日本提出“官民分离,民间贸易”的“政经分离”主张。

        对此,中国一方面在原则上坚持立场,认为“日本一面在政治上敌视中国,但经济上又要做买卖,这是不合逻辑的”;但另一方面,中国也认识到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无法一蹴而就,遂有针对性地提出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特征的“政经不分离”的指导方针。以此为背景,中日双方在1952-1958年共签署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前两次称“协议”,后两次称“协定”)。

        然而,中日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如日方坚持民间贸易的民间属性,而中方却希望民间贸易能最终上升至官方往来。因此当1958年3月5日签署的《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同意双方在互设的办事机构中悬挂国旗时,岸信介内阁便认为这已经突破日方底线,而断然反对,使协定无法执行。加之同年5月2日,又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指两名日本男子闯入长崎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扯下会场中的五星红旗事件),中日之间的各种民间交流一度被迫中断。

        尔后,中方一方面强调坚持“日本不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另一方面为重启交流窗口,又提出“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而日本则在池田勇人继任首相后,调整了岸信介的对华政策,最终推动双方于1962年就“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 达成口头共识,并缔结具有半官方性质的“LT贸易”(《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1964年5月,有意角逐首相一职的佐藤荣作曾对中方表示,如果由他组阁,将为改善日中关系尽最大的努力,并主张政经不可分离。但同年底他上台伊始,却声称要遵循胞兄岸信介的“政经分离”政策,坚持与中国大陆只保持一般民间交往。对此,中方在“LT贸易”到期后的1968年表示不再续签长期贸易协议,只签年度协议事项,并坚持在公报中要求日方承认“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分离”原则是中日关系必须遵守的原则。

        这样,在中方的坚持和推动下,中日民间交流经过20多年的起伏发展,逐步使“政经分离”向“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向靠拢,加上尼克松“越顶外交”的外部冲击,终于使中日邦交正常化在1972年水到渠成。


安倍的转变:从“破冰”到追随“亚太再平衡”


        从邦交正常化到冷战结束,在中美双方基于共同防苏的大战略布局、中日要从大局出发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意愿和合作热情高涨,两国关系处于一个总体稳定的“蜜月期”。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中美共同防苏大战略格局的不复存在和受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逐步抬头,加之老一辈政治家逐渐淡出政坛,两国关系的政治互信日渐淡薄,战略互疑日益增加。

        进入21世纪后,因小泉纯一郎在日本首相位置上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双方达成战略谅解的困难明显增加。而当历史教科书、钓鱼岛主权归属、东海油气田开发及李登辉访日等诸多问题接踵而至时,双方更因缺乏能快速缓和矛盾的沟通渠道,进一步导致隔阂加深。

        安倍首度执政时,不但实现对华的“破冰之旅”,双方还就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成立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等重要问题达成共识。但到2012年底,他再度执政时,一方面通过渲染“中国威胁论”来重塑日本国内政治,实现“正常国家化”;另一方面正值美推出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面对东亚地区普遍存在的“安全美国”、“经济中国”的二元分离现象,日本也积极参与其中。具体表现为,安倍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战略支点,意图借势强化日美军事合作“遏制”中国。此外,他又以积极拉拢印、澳、越等周边国家为战略依托,意图重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强化对华的外交压力。进一步地,日本还在历史、台湾地区等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可以说,近期中日关系磕磕绊绊,僵局持续延宕的症结正在于此。


除了美国因素,还应提高对日战略布局能力


        显而易见,在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因素可谓是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最大外部动因。一方面,受制于日美同盟框架的框限,“美主日从”的架构必然导致“美规日随”的结果;另一方面,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和价值观的理念差异,中国愈强大,日本愈会奉行远交近攻的原则,不断强化日美同盟。

基于此,在日美不对称的同盟架构中,日本既需要紧紧攀附美国,以达到借美抗中的目的,又担忧1971年尼克松“越顶外交”的历史会重演。因此,中美关系的任何变动总能触动日本的敏感神经,促使其适时地做出调整。

        远的不说,在今年5月前,日本对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倡议一直冷漠以对,但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转机,日本态度开始发生转变,如安倍就对习近平主席表态愿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展开合作。

        不言自明,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取得重大成果和中美积极推进良性互动与日本态度的转变可谓息息相关。从这一逻辑来看,可以说只要中美关系搞好了,中日关系自然会好转,起码不会差到哪里去。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习近平主席说“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然而,我们也应体认到中美关系在客观层面存在的各种矛盾与挑战,甚至要做好有些矛盾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激化的思想准备。

        那么,是不是中美关系矛盾如果激化了,中国就不去努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中国希望搞好中美关系,这既符合两国的切身利益,也符合全世界的殷切期盼,而非为了中日关系要搞好中美关系。其次,美国因素虽然至关重要,但毕竟是外部动因,而非中日关系的全部。最后,在外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更应注重内部基础层面工作的重要性,诚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双方可以在文化、教育、媒体、地方、青少年等领域开展广泛交流,夯实两国关系社会和民意基础”。基础夯实了,待到国际大环境有所转圜,两国关系的改善就能收到里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水到渠成之功效。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复杂且敏感,历史、台湾地区等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政治基础。面对日本不断在上述问题上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一方面要严守立场,划定红线,让日方认清维护好政治基础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切实遵照中日之间的4个政治文件和4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所确立的原则,重信守诺,按规矩办事,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度”。另一方面,中国应实施“两手对两手”策略,实现战略定力和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既在战略上把准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又在行动上做出扎扎实实努力,推进务实合作,强化经贸往来,不断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