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研究成果 > 时评
时评 COMMENTARY
“一带一路”大写意中的上海桥头堡作用
张春 2017-08-23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对地方的衔接推进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习近平主席将“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思想指导下,上海落实将上海自贸区建设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的目标和方向都正日益明确。那就是,要以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一带一路”“五通”为抓手,勇当排头兵、敢为先行者,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全方位地先行先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布局、外交大局和发展全局。

        首先,“一带一路”的核心是联动发展,上海桥头堡作用的最直接体现是在资金融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等领域率先尝试,围绕自身“四个中心”建设建立一系列的“群”或“朋友圈”。例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可以上海为中心,与新加坡、孟买、约翰内斯堡、莫斯科等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群”;又如,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可在与国内港口合作的同时,拓展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肯尼亚蒙巴萨港等的合作,形成“国际航运中心群”;此外,上海还可围绕国际贸易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建立不同的“群”,从而既推动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又真正落实“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精神。

        上海以“四个中心”建设展开的建“群”努力,不只是推进“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更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未来关系模式的先行先试。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如何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问题正日益突出,根本原因在于:从经济指标看,中国迟早会步入发达国家阵营;如何让发展中国家相信,中国在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后,仍坚持“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只有通过各种“朋友圈”建成制度性网络,中国的政治承诺才不会显得空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才会牢不可破。

        其次,中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目的是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合作平台,共享合作成果,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是上海桥头堡作用的重点方向。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成果结合起来,同区域发展规划对接起来,同有关国家提出的发展规划协调起来,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上海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更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理应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的先行者:一方面,上海应大力探索重在“提质”的“耦合”型对接,而不是重在“增量”的“叠加”型对接,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真正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上海应大力发展动态而非静态的高端对接,这就需要对“一带一路”建设作长期、动态的“影响评估”而不是短期、静态的“绩效评估”,更加充分地评估“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社会、环境、政治、心理等影响,及时改善战略对接与政策沟通,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背后的共同发展、共掌命运和共享尊严等价值追求。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要坚持经济合作同人文交流双轨并进,推动“民心相通”工程建设是上海桥头堡作用的长期基础。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上海既是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有着国内众多知名高校、研究机构,各种社会力量也相对发达,在推动与沿线国家的民心相通方面有着特殊优势。例如,上海高校可接收更多海外留学生,并开发学成回国后的留学生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更好的人文基础;又如,上海智库可为完善“一带一路”影响评估、风险评估等作更多贡献,还创新国际智库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建设;再如,上海企业拥有更为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对于促进中国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外交、民间外交等均能起到引领作用。

        上海积极探索地方参与“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工程,对促进国家总体外交、地方对外交往也有重要的先行先试意义。这不仅体现在上海自贸区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也体现在上海如何在对外合作过程中发现沿线国家的可借鉴、可学习的经验;它不仅表现为上海参与和促进“民心相通”工作建设,也体现在地方外事如何更加积极主动地与国家总体外交配合、补位、试水等方面。

        习近平主席曾强调,“一带一路”不是“大工程”,而是“大写意”。上海如何在这幅“大写意”中描绘自身的桥头堡作用,不仅需要聚焦“四个中心”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精准对接,更需要兼顾上下左右,既探索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的创新模型,又挖掘地方对外交往对国家总体外交、“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深层潜力,并为兄弟省区市提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思维、新模式。


文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