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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COMMENTARY
当代中非关系的三大法宝
张春 2018-09-01

    即将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自论坛成立以来的第三届峰会,也是首次连续召开的峰会。此次峰会已引起全球关注,非洲各国更是颇为期待。中非合作论坛之受欢迎和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三大法宝”。

    第一大法宝是中非合作论坛本身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尽管人们提及更多的是论坛自成立以来推动中非合作快速发展,但这更多是可见成果。在过去18年间,中非双边贸易额增长17倍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达到2017年的1700亿美元,中国对非投资几乎是从零到了积累400亿美元。

    应当承认,中非合作论坛的更为重要的属性或其成功法宝,在于其与其他对非合作机制相比的战略稳定性与可预期性。环顾全球各大对非合作机制,能在长达近20年时间里维持定期召开本身就实属不易。例如,欧非峰会在2000年首次召开后,间隔7年才于2007年召开第二届,事实上中断过一届;最近一届的韩国—非洲论坛事实上推迟了至少2年——韩国原计划提前一年多于2014年5月召开,但事实上推后一年多到2016年12月才召开;最近一届的印度—非洲峰会、土耳其—非洲峰会均推迟一年多召开;美国与非洲尽管有很多合作机制,但美非峰会于2014年召开过一届之后,便再无下文。相比之下,中非合作论坛自2000年成功以来,始终保持每三年一届的节奏推进;在两届论坛之间,还有各种高官会、外长会、后续落实协调会等。正是这一高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中非合作提供了稳定的战略与政策环境。

    第二大法宝是中国为非洲提供解决其现实问题的替代性道路。

    就中非关系而言,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解放运动事实上为60年代的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替代性道路。之所以毛主席、周总理与恩克努玛、卡翁达、尼雷尔等非洲开国总统的深厚友谊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根源正在于此;这一历史性联系,也是中非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如表1所示,尽管交往稠密度也意味着摩擦可能增加,但非洲各国对中国的友好度仍相当高,普遍在60%以上。

非洲各国对中国的友好度,2007—2017年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Opinion of China," Global Indicator Database, 2002-2017,http://www.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survey/16/

    今天,中国又一次为非洲提供了替代性的道路。原因在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发展轨迹“大逆转”。40年前就在是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之始,非洲总体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但在40年之后,中国远高于非洲。正是这一“大逆转”,印证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所的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如图1所示,中国与非洲国内生产总值(GDP)在过去40年里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中国的名义GDP仅为1495.40亿美元,而当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数字为1805.76亿美元,南非为467.37亿美元,尼日利亚365.27亿美元,肯尼亚53.03亿美元。但40年后,中国GDP增长了81倍多,达到12万亿美元,将非洲整体远远甩在后面,更不用说单个的非洲国家(图1)。

图1:中国与非洲GDP增长,1978-2017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从人均GDP的增长看,这一“大逆转”同样真实。如图2所示,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56.4美元,远低于南非(1651.6美元),尼日利亚(527.1美元)、肯尼亚(351.6美元),是整个撒哈拉以南的1/3不到(495.4美元)。但在40年后,中国实现了全面超越,达到8827美元;而南非仅6160.7美元,尼日利亚仅1968.6美元,肯尼亚仅1507.8美元,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为1553.8美元。


2:中国与非洲人均GDP增长,1978-20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CD

    第三大法宝是非洲对中国的重大战略意义,是中国外交“基础中的基础”。

    从中非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外交的发展,可以识别出三个阶段性发展,发现非洲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的地位及其演变。第一阶段和当前阶段,非洲均位于核心地位。自新中国成立直到改革开放是第一阶段,由于冷战格局已然确立,中国解放后选择的是“一边倒”,但同时还有一条“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明,只有非洲才是中国外交的真正重点,中苏关系的起伏便是反例。从改革开放到2000年甚至更早一些是第二阶段,中国外交的重心是发达世界,以实现“体系内崛起”。但随着中国崛起进入更高阶段,单纯的效仿已然无法解决中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问题,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体系内创新”高度怀疑,中国外交进入第三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再度上升。因此,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好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大文章”。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能够真正与中国成为“真诚伙伴和可靠朋友”的,非洲排在第一位:拉美和中亚分别被美国和俄罗斯视作“后院”,中东高度动荡,东南亚则由于地理原因对中国有天然的疑惧。因此,非洲的战略地位和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上述三大法宝既是中非合作论坛过去18年来成功的保障,也是其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崛起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非合作也正步入新的时期。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关键在于如何继续利用上述“三大法宝”,既真心实意地为非洲提供全新选择,又切实认识到非洲于中国的战略意义。任何贬低非洲战略重要性的短期性、盈利性思维,都不仅有损于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更会间接危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


文献来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