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 研究成果 > 论文
论文 paper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封帅 2014-01-15
身份认同 克里米亚 集体记忆 历史叙事 符号
简介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亦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
正文
绪  论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重新翻开2014年3月的史册时,他们很可能仍然会对克里米亚事件的突然发生感到震惊。在短短几天之内,一个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尚属平静的地区,迅速改变了自己宣誓效忠的对象,完成了领土主权的变更。诚然,这种变更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外部力量的干涉,但克里米亚居民压倒性的投票结果和相对平静的社会局势仍然昭示出一个客观事实,即克里米亚地方政权和大部分居民对于自我政治身份的变更持支持和肯定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们一直都期待着这种身份变更的到来。这也就意味着,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尽管身处乌克兰国境之内,但克里米亚并没有认同自己的乌克兰身份。
身份(Identity)是一个无处不在、却又因为所涉及的内容过于庞杂而无法获得很好解释的概念。身份的核心意义,是对“自我”和“他人”的区分,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对于“自我” 特征的确证,来明确自身的群体性归属认知。[1]身份的内容是多层次的,人或者群体都会拥有不同属性的身份认同。更重要的是,身份并非人或群体内生的因素。任何个体和群体身份都是被他人和自我共同建构出来的映象,因而是可以被同化和改变的。彼得·卡赞斯坦认为,“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形成并改变着自我的本性与特征的形象。”[2]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说得更加清楚,国家和民族都是基于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所建构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3]。“身份认同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4]总之,身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5],而且身份所带来的问题弥散于世界的每个角落。
在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面临着身份认同流散的挑战,但在原苏联空间内,这种身份认同困境展现得尤为明显。苏联解体以后,原苏联空间内的所有国家都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在同一时间里开始了复杂而全面的转型进程。前苏联国家所面临的转型进程是异常困难的,他们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同时完成国家重建、民族重建和市场重建的全过程。在经济上,他们需要完成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将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新的轨道,并且努力融入国际市场;在政治上,他们必须根据本国需要,建立现代政治体系,尽可能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而在民族国家的建构方面,他们需要重新整合国内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资源,构建新的民族符号与历史叙事,形成新的民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6]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同时完成三个方面的转型,是极难的任务。原苏联空间中复杂的民族结构和不成熟的国家建构,在转型所引起的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常常会诱发身份认同的混乱,从而导致地区形势动荡甚至国家间的冲突。类似的认同困境问题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车臣—达吉斯坦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一再上演,直到2014年3月,在克里米亚半岛达到顶峰。
尽管乌克兰危机仍在继续,但对于克里米亚地区来说,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的角色已经退场,关于其身份认同的争论也已经告一段落。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读,对于乌克兰来说,克里米亚事件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主权和地缘政治的悲剧。而对于欧亚问题的研究者来说,克里米亚事件的突然发生也是对传统理论方法和基本结论的巨大冲击。
事实上,由于从1996年后克里米亚地区局势一直保持平静,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渐渐淡出了乌克兰研究中热门议题的名单。而且在克里米亚问题上,西方研究者普遍将其视为原苏联空间内处理身份认同的成功案例而加以推崇,并且将乌克兰处理90年代初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经验作为多民族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建构民主政治体制的重要经验。
虽然在2011年以后,一些围绕着克里米亚半岛身份认同的微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克里米亚地区身份认同的风险有所注意,但对于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仍然估计不足。[7]相对而言,由于历史和民族的联系,俄罗斯学者对于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问题更加关注,而且对于其危险的估计也更加充分。尤其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之后,乌克兰国内二元对立加剧的情况下,俄国学者越来越多地重视克里米亚身份认同建构中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研究也为后来克里米亚事件中俄罗斯的政策选择作了理论准备。[8]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克里米亚身份认同的议题几乎没有任何关注,在克里米亚事件爆发之前,对于克里米亚半岛有价值的研究全部集中于历史研究领域,仅有部分乌克兰研究的文章对于克里米亚认同问题稍有涉及,尚未出现专门的研究成果。[9]
本文以克里米亚身份认同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苏联时期的历史渊源出发,分析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出现的主要根源,并且从国家身份、地区身份和民族身份三个层次分析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区域内身份认同构建的基本状况,以及不同层次身份认同建构的差异对地区政治结构所产生的微妙影响。最后,结合20世纪90年代初期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妥协过程,解读身份认同对克里米亚未来发展的影响,以期为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内生性视角的解读。
混乱与错位:苏联帝国的遗产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上看,克里米亚半岛都是欧洲最为典型的“边缘之地”。蒙古人、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王朝、俄罗斯帝国先后控制过这个横亘于南欧腹地、扼黑海要冲的小小半岛。草原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在此汇聚并不断拉锯。
当然,对于克里米亚半岛来说,对其影响最大的,仍然是俄罗斯人。自1783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凭借沙俄帝国强大的实力兼并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俄国人便始终控制着这片土地。虽历经多次战乱和国家兴替,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有效管辖始终没有改变。[10]
如果我们的观察更深入一步,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今日克里米亚的一切——无论是民族构成、语言文化、经济结构乃至地名路标,都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苏联各种政治和社会运动的产物。在漫长的苏联时代,克里姆林宫根据自己的理念塑造了一个新的克里米亚。但由于不同时期苏联领导人的思想和理念截然不同,政治行为的出发点和目标迥异,最终造成了克里米亚内部文化认知的混乱甚至撕裂。在国家解体、转型时代开始以后,这些潜在的矛盾和分歧迅速凸显,最终形成了身份认同的危机。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是苏联帝国留给这个黑海半岛的历史遗产。
(一)1944:种族迁徙与民族结构的变迁
在苏联时期,克里米亚的认同建构的第一次重大变迁发生在1944年。在苏联红军收复克里米亚之后,斯大林决定以种族迁徙的方式来解决克里米亚的“鞑靼人”(Tatars)问题。
作为15—18世纪克里米亚的主人,鞑靼人对于俄罗斯帝国的吞并始终保持着敌意。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沙皇还是布尔什维克,其本质上都是吞并他们的俄国人。自然,在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克里米亚以后,部分鞑靼人组织将其作为实现自治的希望,积极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并且组织了总数约2000人的六个鞑靼营,并在德国人的指挥下参与对苏作战。
其实,参加苏联红军的鞑靼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很多鞑靼士兵为苏联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但是,在苏联红军收复克里米亚以后,斯大林于1944年4月和5月先后签署了苏联国防委员会5859号和5943号决议,以“与德国占领军”合作为名,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逐出克里米亚半岛,迁往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在1944年,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将近20万,占半岛总人口的20%左右。在几天之内,共有180,014名鞑靼人被迁出克里米亚,整个半岛几乎再也找不到一个鞑靼人。6月2日,又根据苏联国防委员会第5984号决议,以同样的罪名将克里米亚的3万多名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德国人迁往西伯利亚,并且于1945年6月撤销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11]
将鞑靼人迁出克里米亚半岛,是1944—1945年期间苏联对于少数民族实行强迫迁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鞑靼人离开克里米亚以后,土地全部留给了迅速增加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之外,在迁徙完成之后,苏联还通过撤销自治共和国和彻底修改地理名称及历史教科书等方式,将鞑靼人在克里米亚的痕迹全部抹掉。可以说,从1944年开始,除了“克里米亚”一词以外,在整个半岛上几乎再也找不到鞑靼人的影子了。[12]

如表1所示,在1944年以后,直到鞑靼人回归运动兴起之前,整个克里米亚的民族构成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用最野蛮的方式“解决”了克里米亚的少数民族问题,半岛彻底成为了一个与苏联内地人口构成几乎完全一致的一般性省份。这种俄罗斯族人口的结构性优势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对于其未来的地区身份认同的建构同样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二)1954:行政结构的变迁与经济、文化结构的延续
1954年,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克里米亚的认同建构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化,这一次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行政体制方面。
为了纪念俄罗斯与乌克兰合并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Treaty of Pereiaslav)[13]签署300周年,赫鲁晓夫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议,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管辖,以彰显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恒久的友谊”。
很多观察者都认为,这是赫鲁晓夫的突发奇想,亦或是对于他一直视为权力根基的乌克兰的一种拉拢和示好行动。的确,这一幕有趣的“赠礼”行动的宣传目的确实大于实际意义。但从赫鲁晓夫的角度来说,克里米亚这份礼物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这场“赠礼”行动的目的,是希望将克里米亚塑造成为苏联时代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友谊的新政治符号。毕竟,原本作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统一的政治符号《佩列亚斯拉夫协议》,就其本质而言,仅仅是乌克兰哥萨克领袖因为冲突的需要而向沙皇宣誓效忠的权宜之计,而沙皇也仅仅是以此作为吞并乌克兰的合法性借口。尽管在后来的沙俄和苏联历史上对这一协议的意义和影响不断神化,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俄罗斯帝国控制乌克兰的合法性问题。即使在苏联时期,基辅对于莫斯科的不满也不时表现出来。作为长期在乌克兰担任领导职务的赫鲁晓夫对此心知肚明,因此,他迫切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任期内,利用某种新的符号和纽带,重新书写俄罗斯大哥与乌克兰小兄弟亲密友谊的神话,而克里米亚正是他所选择的那个最鲜明的符号。
既然是作为宣传和构建神话的工具,也就意味着除了在地图上的标记之外,并不需要对克里米亚的治理模式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调整。在1954年之后,克里米亚并未因为行政区划的调整而发生明显的经济或文化上的改变。由于克里米亚的主要经济支柱是驻军(带来的收入)、军事工业和旅游业,基本上属于莫斯科直接管理,克里米亚地方政治精英也习惯于向莫斯科直接汇报,无需经过基辅。而在人口结构和文化方面,在1954年之后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在苏联体制下,并没有出现任何乌克兰化的进程,俄罗斯族仍然在克里米亚占据主体民族的地位。(参见表1)
赫鲁晓夫的计划改变了克里米亚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却没有同时改变其经济、人口和文化结构。可以说,赫鲁晓夫只是需要一个作为政治符号的克里米亚,而克里米亚仅仅是在名义上归属乌克兰,实际上仍维持着特殊的中央直属地位。对于克里米亚来说,这次改变,并未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而且由于在苏联行政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当地政府也并未真正将基辅看作自己的上级领导,对于乌克兰其他地区,甚至还存在俯视的心态。而在乌克兰人看来,克里米亚是一个很难插手的区域,更像是乌克兰空间中的“国中之国”,二者之间身份认同的差异不仅没有减少,甚至可能还因为此次“赠礼”行动进一步拉大了。当然,在苏联严格的等级政治体系内,这些都仅仅是地方层面的潜在问题,而克里米亚的行政归属的变化也仅仅是克里姆林宫的一场宏大的政治宣传,克里米亚也变成了强化苏联身份认同的政治符号。然而,在1954年,谁也不会想到苏联未来的命运,赫鲁晓夫也不可能预料到他的这次“赠礼”最终将会导致克里米亚离开俄罗斯的版图,原本仅仅是地方层面上的可控问题最终会演变为地区甚至国家层面的身份认同危机。
(三)1991:自治共和国的成立与分离主义运动的根源
1991年6月,在苏联风雨飘摇的最后日子里,戈尔巴乔夫批准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建立。作为苏联政治体系中最后一个自治共和国(ASSR),克里米亚的认同结构发生了第三次变化,这场发生在苏联最后时刻的行政体制变革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背景,它的发生也为随后出现的分离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苏联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改革时期。而由于鞑靼人回归运动的出现和乌克兰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感受到了来自基辅和鞑靼的双重压力,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和自治运动也逐渐兴起。
与苏联末期主要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截然不同的是,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反对苏联体系,而是针对基辅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而发展起来的。到1990—1991年间,传统的苏联体系已经注定无法维持,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获得政治授权,以便重新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米亚民族运动的目标,是通过自治运动恢复自己曾经拥有的自治共和国地位,进而成为与乌克兰平等的加盟共和国,一同签署新的联盟条约。最终,在克里米亚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克里米亚在1991年1月21日就建立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问题举行了公投。公投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投票率高达81.4%,而支持率创纪录地达到了93.3%。[14]
戈尔巴乔夫也对克里米亚的自治运动表现出高度的关注。由于乌克兰对于新的联盟条约能否顺利签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乌克兰本身又是苏联内部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最为强烈的地区之一,戈尔巴乔夫迫切希望能够利用克里米亚的自治公投,将其作为迫使乌克兰签署新的联盟条约的一张底牌。戈尔巴乔夫本人很快对克里米亚的公投表示支持。作为回报,克里米亚当局也表达了对于新的联盟条约的支持。当然,乌克兰对于公投颇多非难,更反对克里米亚自治。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自然成为乌、克之间的仲裁者。最终,苏联最高苏维埃于6月批准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成立,但在行政序列中仍然隶属于乌克兰。这是苏联时期成立的最后一个自治共和国,也是唯一一个因为全民公投而成立的自治共和国。此时,距离苏联的解体已经不足6个月。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政治手段并没有挽救苏联的命运,但是对于乌克兰来说,这一举动极大地刺激了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发展,克里米亚原本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的地方身份认同迅速得到了加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成立后,距离获得独立主权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和地区领导人拥有了独立的地方立法和行政权限,分离主义运动也获得了更加丰富的政治资源。在8·19事件以后,苏联的崩溃已经无法挽回,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则公开发表国家主权声明,彻底开启了后苏联时期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大幕。
(四)治理思路的混乱与身份归属的错位
毫无疑问,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的首要根源,是50年来苏联对克里米亚的管制政策。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期的苏联对于克里米亚的治理思路不仅是不统一的,而且可以说是矛盾的,甚至是混乱的。不同时期的苏联领导人根据当时的需要一再改变克里米亚的角色定位和治理目标,最终造成了整个地区的自我定位和民族归属出现错位,并在后苏联时代陷入了身份认同的困局。
斯大林时期的克里米亚政策可以被概括为“去特殊化”政策。斯大林利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机会,运用野蛮的手段,以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克里米亚民族、语言和文化结构的调整,使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完成了“俄罗斯化”的进程。他的最终目的,是将克里米亚由一个特殊的民族自治共和国改变为苏联国内最普通的行政区域,彻底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斯大林手中,鞑靼人失去了家园,在迁徙途中伤亡惨重。这当然是应当谴责的恶劣行为,但从政策目标上看,克里米亚确实完成了由“特殊”到“普通”的过程,成为俄罗斯和苏联的普通行政区域。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将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赫鲁晓夫时期的克里米亚政策可以被称为“符号化”政策。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认同,强化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关系的纽带,赫鲁晓夫再次赋予克里米亚以全新的政治符号的意义,将其作为见证俄乌友谊的“礼物”。根据赫鲁晓夫的设计,克里米亚只是一个在苏联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所形成的神话或者符号,因此,在行政归属调整之后,并没有进行经济、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任何调整。于是,克里米亚成了一个行政上归属于乌克兰,但经济、文化乃至人民心态上仍跟随俄罗斯的特殊实体。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只是在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调整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政治宣传,有益无害。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已经悄悄改变了斯大林时代克里米亚的“去特殊化”政策,反而使克里米亚再次成为一个在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很“特殊”的单位。至于这种对于斯大林政策的背离是无意使然还是有意为之已经无从考察,但这次行政区划的改变确实成为了日后克里米亚问题的起点。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领导人所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已经是一个面临着分崩离析风险的国家,他的主要活动就在于应对此起彼伏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浪潮,尽可能地维持联盟的存在。此时,他已无力考虑克里米亚的长远发展问题。为了安抚民族主义情绪,他支持鞑靼人回归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寻求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时候,他将其自治运动和公投作为可用的一项政治工具,以平衡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尽可能维持联盟的存在。在政治博弈中,这也算一步好棋。但当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重新成立时,苏联的克里米亚政策已经彻底背离了斯大林的政策方向,走上了“再特殊化”的道路。
在身份认同的构建上,在很多时候,纠正了一个过去的错误,很可能会在未来造成一个更大的错误。在那些存在身份认同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任何对已有的稳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结构的改变,都有可能造成人群归属的变化,冲击原本就相当脆弱的群体身份认同。苏联时期的克里米亚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治理思路的混乱和政策的反复,使得原本已经逐渐消解(尽管使用极其粗暴的方式)的身份认同问题,因为地区经济、人口、语言和文化结构与行政归属的错位而再次凸显,并且伴随着国家形势的动荡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为严重的身份认同困境,并在多年以后酿成了更加严重的领土和主权危机。90年代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苏联帝国给这个黑海半岛留下的遗产。

认同的路径差异:俄罗斯身份的再次强化
 
当苏联解体的命运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克里米亚半岛也被置于一个异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由于在苏联体系中,克里米亚仍然隶属于乌克兰,因此在后苏联时代,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承认基辅对于克里米亚半岛拥有主权,克里米亚应该成为新生的乌克兰共和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苏联末期克里米亚自治运动的兴起,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克里米亚获得了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并且正在争取凭借新的联盟条约 在苏联空间中获得与乌克兰平等的地位。但随着新联盟条约的失败和8·19事件的发生,苏联突然瓦解,原本试图通过加强与莫斯科的联系制衡基辅,从而获得更高独立地位的克里米亚在一夜之间成了独立的乌克兰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则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作为苏联内部对苏联的国家认同感最强烈的地区之一,在苏联身份消失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克里米亚地区的身份认同都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通过进一步的互动和建构形成新的身份认同。
从理论上说,地区的身份认同根源于该地居民特定的集体记忆。根据社会学理论,集体记忆并不是真实的个体记忆的总和,而是由多年来形成的以共同语言所描述的关于历史叙事、政治和文化符号,乃至于因为政治原因而人为建构的神话所组成的社会建构的内容。
“集体记忆是在一个由人们所构成的聚合体中存续着,并且从其基础中汲取力量”,[15]通过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纪念碑、纪念日等特定符号的描述,乃至对于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和故事的有意夸张,都使得在一定空间和一定范围的人群中建立了共同的记忆和认知,在这些人群分享了共有的观念之后,会形成特殊的认知共同体,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特定的认同价值和集体身份,这便是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
当然,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克里米亚人来说,他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理解不可能如理论一般清晰,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不可能留出如此宽裕的时间等待集体记忆的形成,大多数的时候,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所主导的政治性行动会人为加快身份的构建,这也就意味着克里米亚地方政府、乌克兰政府和俄罗斯政府都可能对新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图1 克里米亚身份认同的路径差异
如图1所示,在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不得不开始其新的身份认同的构建过程,此时共有三条新的身份建构的路径摆在他们面前:
其一,建立新的国家认同,构建自身的乌克兰身份。即完全接受作为主权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的政治地位,与基辅合作,并且在基辅的主导下逐渐在克里米亚推进乌克兰的国家认同,进一步融入乌克兰,实现统一的乌克兰国家的整合。
其二,建立新的地区认同,构建独立的克里米亚身份。这种路径选择强调克里米亚是一个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组成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在辛菲罗波尔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地方政权的主导下强化克里米亚自身独特的身份认知,以争取更大的自治权,甚至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克里米亚主权国家。
其三,利用已有的民族认同,重拾俄罗斯民族身份。选择这种路径意味着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人将利用其在地区人口和语言结构中的优势,重新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并且推进与俄罗斯在多个领域的整合,加强经贸联系和人员往来,在经济领域重返卢布经济圈,在思想文化领域重回俄语文化圈,更加倾向于将自我视为俄罗斯文明在乌克兰的飞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向基辅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成了摆在克里米亚人面前的难题。但不管怎样,最终能够影响其身份选择路径的仍然是语言、历史和符号这些能够促使集体记忆形成的因素,也正是这些要素最终决定了后苏联时代克里米亚的身份。
(一)共同的语言载体
语言是历史和记忆的载体,共同语言的形成和巩固是所有身份认知形成的基础条件。在1944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成了克里米亚半岛的主人,即使在80年代鞑靼回归运动兴起之后,克里米亚的主体民族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如表1所示,在1989年,俄罗斯人占到了克里米亚总人口的67%,乌克兰人为25.8%,鞑靼人仅有不足4万,占1.6%。[16]更重要的是,在苏联时期,克里米亚地方经济是在俄罗斯体系内建立起来的,且由于其战略地位重要,当地工矿企业大多为苏联中央各部委直属,与莫斯科的联系远多于基辅。在1954年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以后,其经济结构并未发生任何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克里米亚成为乌克兰境内的特殊语言区。
根据1989年的统计,在克里米亚,不仅俄罗斯人全都使用俄语,而且有47.4%的乌克兰人也在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俄语,也就是说,整个克里米亚90%以上的居民都将俄语视作主要使用的地方语言,即使是后来逐渐回归的鞑靼人,也经常在日常生活中以俄语交流。[17]这种趋势一直到现在仍没有改变。如图2所示,根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塞瓦斯托波尔超过90%的居民以俄语为主要交流工具,克里米亚其他地区的俄语人口也高达77.0%,大大超过了58.5%的俄罗斯族人口比例。(2001年各民族人口比例见表1)在2001年,在克里米亚仍有59.5%的乌克兰人和11.4%的鞑靼人以俄语作为主要的生活和工作语言。
因此,虽然克里米亚地区归属于乌克兰,但毫无疑问属于俄语地区,该地区的历史记忆和神话只能够以俄语传播才能够为绝大部分居民所知晓,这几乎决定了未来地区身份认知的主要方向。


图2 乌克兰国内俄语人口的地区分布比例(2001年人口普查数据)
资料来源:"About number and composition population of Kyiv on the results of Census 2001", 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 Retrieved, 8 January 2014. http://2001.ukrcensus. gov.ua/results/general/language/city_kyiv/
(二)历史叙事的重构
历史叙事是让今天的人们联结过去与未来的一把钥匙,也是构建集体记忆、描绘民族与国家身份最有力的武器,可以让共同生活在特定空间中的人们确定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坐标。对于那些身处后苏联时期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历史的重构更重要的意义则是强调自己对于现有领土的控制具有充分的历史依据,从而为新生政权的合法性背书,进而将自己的独立描述为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
对于大部分苏联加盟共和国而言,否定苏联的历史,强调苏联政权对本民族的压迫,重新美化1917年以前的民族历史是最为方便的选择。乌克兰在历史重构方面很大程度上也选择了这一方式,并且在基辅的官方叙事中努力强调基辅罗斯与克里米亚的历史性联系,希望赋予1954年的“赠礼”更多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对于克里米亚来说,这种太过牵强的历史联系很难成为克里米亚历史叙事的主体。更重要的是,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历史联系根深蒂固,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无法将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对立起来,甚至连克里米亚与苏联的关系都很难按照基辅所希望的方式进行解释。
以俄语进行叙述的克里米亚历史从18世纪开始。在1783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完成对克里米亚半岛的征服之后,为了强调占领克里米亚的合法性,俄国史学家就已经开始强调克里米亚是古罗斯时代斯拉夫人和后来的俄罗斯人的传统领地。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鞑靼人就已经成为克里米亚历史叙事中的反面角色,他们被描述为来自东方的外来侵略者,在他们占领克里米亚期间,不仅四处侵占斯拉夫人的领地,将斯拉夫人作为奴隶进行贩卖,而且为奥斯曼帝国效命。在这种叙事结构中,俄罗斯帝国对于克里米亚的占领就成为了斯拉夫人反抗外族压迫的过程。
随后一百多年里,克里米亚的历史便与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克里米亚半岛重要的战略地位,围绕着塞瓦斯托波尔发生的战争又迅速成为俄罗斯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叙事。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围攻战,尽管最后以俄军失败而告终,但这场惨烈的战役随着列夫·托尔斯泰的不朽之作《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的传播,成为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18]此外,由于克里米亚优美的海滨环境,从19世纪开始就是俄罗斯贵族的度假胜地,要塞与美景使得克里米亚很快成了沙皇的掌上明珠,得到了莫斯科无限的关注和照拂。
苏联建立以后,克里米亚的特殊地位并未发生任何变动,关于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也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19],甚至连克里米亚所经历的历史故事也又一次重演。二战期间,黑海舰队的驻地塞瓦斯托波尔再次遭遇更加强大的纳粹德国的围攻,苏联红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守塞瓦斯托波尔长达250天,使得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战结束后,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的另一城市刻赤(Kerch)先后被授予“英雄城市”的称号。克里米亚的故事又一次成为苏联历史叙事中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伟大精神的彰显。而在二战末期,关于构建战后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小城雅尔塔举行,又为克里米亚的光荣历史添上了重要的一笔。当然,黑海沿岸也是苏联领导人所喜爱的度假胜地。有趣的是,8·19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正是被软禁在克里米亚弗洛斯镇(Foros)的别墅中。当然,在苏联时期的历史叙述中,鞑靼人仍然是勾结纳粹德国、背叛祖国的少数民族,这也是在为斯大林的民族迁徙政策提供解释。
由于种种原因,在克里米亚人的历史记忆中,他们并未经历过类似乌克兰所经历的大饥荒或者大清洗运动,而且因为特殊的军事价值和旅游观光价值,克里米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平均收入在苏联时期一直高于乌克兰其他地区。他们对于苏联的记忆与其他乌克兰地区存在不小的差别,对于苏联的认同明显高于乌克兰其他地区,这也影响了后苏联时期克里米亚地区的历史叙事的重构。
克里米亚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造就了克里米亚特殊的历史进程。在苏联解体后的克里米亚历史叙事的重构过程中,无法赋予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鞑靼人这些在克里米亚历史中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和境遇的人群以合理的身份和地位,历史重构的过程面临着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第一,无法解决乌克兰的缺位问题。在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中,无论在任何位置,都很难找到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内在联系,也无法从历史演进中解释乌克兰对于拥有克里米亚领土主权的必然性和逻辑性。尽管基辅罗斯是斯拉夫文化的源头,但在这一时期,克里米亚并不在斯拉夫人所控制的范围之内。在与俄罗斯发生联系之前,克里米亚的控制权在希腊人、哥特人、匈奴人、蒙古人手中不停地传递。如果说鞑靼人还可以将自己与克里米亚的联系延伸至此,那么乌克兰人无论如何都是克里米亚的后来者。甚至可以说,从历史建构的角度来看,除了1954年赫鲁晓夫的“赠礼”行为之外,根本无法找到乌克兰与克里米亚的历史纽带。
第二,无法解决鞑靼人的位置问题。从沙俄帝国到苏联时期,整个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逻辑都是斯拉夫人反抗鞑靼人和其他一切外来侵略的过程,而鞑靼人在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是与俄罗斯人或整个斯拉夫人敌对的。除了在苏联末期有所转变之外,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对于鞑靼人的认知都是负面的。如果要重构克里米亚的历史叙事,将鞑靼人变为历史叙事中的正面角色,那么斯拉夫人来到克里米亚的行为就将变成对鞑靼人历史领土的侵占,而鞑靼人则成为反对沙俄和苏联侵略的正面形象,这根本不可能被克里米亚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克里米亚主人的鞑靼人的历史定位问题就构成了克里米亚历史叙事重构过程中的另一个难题。
第三,无法处理苏联的历史坐标问题。对于大部分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将自己的独立作为反抗苏联压迫的必然结果是最为常规的历史重构方式。因为这样不仅可以强调政权的合法性,亦可将自我与苏联成立前的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构成新的国家身份。但对于克里米亚这样的地区,情况则有所不同。对于克里米亚来说,情况更加复杂。如果否定苏联时期,就无法解释当前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作为地区主体民族的合理性。如果否定了苏联,也就否定了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中英雄城市的地位,并让雅尔塔的光芒黯然失色。最重要的是,即使否定了苏联时期,他们仍然能将沙皇俄国作为自己光荣历史的主要篇章,俄罗斯主体性仍然没有改变。而对于乌克兰来说,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的唯一历史原因便是1954年赫鲁晓夫的“赠礼”行为。如果不承认苏联在这段历史中的作用,那就无法解释占有克里米亚的历史合法性。此外,由于乌克兰在历史上缺乏独立国家的历史,其目前的领土范围(尤其是西部领土)是苏联通过二战获得的,否定苏联历史,也无法解释其领土主权的合法性。
克里米亚历史叙事的重构过程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逻辑困境。由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历史中的缺失,使得基辅很难将克里米亚纳入乌克兰民族的叙事之中。由于鞑靼人在过去历史叙事中与俄罗斯人的长期对立,在当前克里米亚民族结构和语言结构中,很难获得他们自己所期望的地位。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解读存在差异本是自然之理,但由于克里米亚得以书写历史辉煌的一页,大多是沙俄帝国和苏联所取得的成就,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建构一部没有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历史。因此,无论是独立后的乌克兰中央政府还是回归的克里米亚鞑靼人,都无法改变以俄语为基础的克里米亚历史叙事中的俄罗斯内核。至今,以俄罗斯民族保卫家园的历史叙事逻辑仍然是克里米亚人集体记忆的核心。
(三)符号的创造与保留
符号的建立是影响身份认同建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城市、街道的名称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建筑,从高耸的纪念碑到特定的节日,从伟大的英雄传说到对特定历史事件意义的界定和夸大,无不影响着特定人群的心理状态,以各种直接介入日常生活的方式影响着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形成。
地理名称是最重要的认同符号之一,政治权力的变化从地理名称的修改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控制克里米亚之前,包括“克里米亚”一词在内,整个半岛上的地名都是以鞑靼语命名的。而在俄国人到来之后,除了保留了“克里米亚”之外,所有重要城市的名称都被换为俄语名字,而且这些名字并不是将鞑靼语翻译过来,而是对所有的城市重新命名。许多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历史名城的名称都源于此时。例如鞑靼原名为“Aqmescit”的小城变为辛菲罗波尔,而鞑靼名为“Aqyar”的港口则成为“胜利之城”塞瓦斯托波尔。当然,这一轮名称的变化仅停留在主要城市,对于小镇、村落等还保留着过去的名字。1944年大迁徙之后,斯大林对克里米亚地名进行了彻底的“去鞑靼化”改造,将整个地区的1400多个地名全部改为苏联式的名字,鞑靼名称彻底消失。苏联解体之后,与很多前苏联国家和地区不同,克里米亚的地名基本维持了苏联时期的名称。鞑靼人曾提出将名称改回鞑靼语,但在俄罗斯人占多数的议会中难以获得支持。而由于克里米亚各地名与乌克兰历史缺乏联系,因此,更不可能接受乌克兰式的命名。于是,直到今天,克里米亚半岛还保留着“近卫军村”、“苏维埃茨基”等典型的苏联名称。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行政区划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如图3所示,塞瓦斯托波尔市内仍然保留着加加林区、列宁区这样典型的苏联名称,而其他如纳西莫夫区、巴拉克拉瓦区和因克尔曼,则是为了纪念沙俄帝国时期发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著名战役。


            图3 塞瓦斯托波尔行政区划示意图
图例:1、加加林区;2、列宁区;3、纳西莫夫区;4、巴拉克拉瓦区;5、因克尔曼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Sevastopol
除了地理名称之外,其他有形和无形的符号也在随时提醒着克里米亚人的自我身份。与苏联解体后许多国家摧毁苏联时期的历史纪念碑和苏联领袖雕像的行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克里米亚半岛,沙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纪念碑仍然分布于半岛各地,对于俄罗斯历史的追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地方政府层面,仍然使用很多带有俄罗斯意义的政治符号,这些在克里米亚人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符号组成了其身份认同的强硬内核。
克里米亚半岛的核心塞瓦斯托波尔和辛菲罗波尔的城市建筑与政治徽记对于这种俄罗斯身份的认同体现得最为明显:
作为克里米亚半岛最著名的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于俄罗斯帝国和苏联时期的辉煌的记忆。即使在2014年公投入俄之前,塞瓦斯托波尔也一直以各种方式重复着自己的俄罗斯历史名城的记忆。

        图4 塞瓦斯托波尔的象征: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
克里米亚战争是塞瓦斯托波尔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忆之一,也是克里米亚不屈不挠的城市精神和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象征,塞瓦斯托波尔人一直引以为豪。如图4所示,耸立于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一直是塞瓦斯托波尔的象征,也一直提醒着人们这座伟大城市的辉煌历史和俄罗斯身份。

                         图5 塞瓦斯托波尔城徽
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市徽章则更加明确地彰显着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如图5所示,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徽中,蓝白两色象征着大海,强调自己港口城市的身份。在徽章左侧是城市的地标建筑——克里米亚战争纪念碑,而在城徽的右侧,仍然是苏联时期的金星勋章图案。
为了表彰在二战中塞瓦斯托波尔军民团结一致抵抗纳粹德国的侵略,1945年5月1日,塞瓦斯托波尔与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敖德萨一起被命名为“英雄城市”,并被允许在城市徽章中加入金星勋章图案——对于苏联城市来说,这是至高的荣耀。在苏联解体后,很多原苏联城市都对自己的城徽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苏联的印记,但塞瓦斯托波尔人仍然异常珍视他们“英雄城市”的称号,始终在城徽中保留着苏联的符号,闪耀的金星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认同宣示。
在苏联解体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塞瓦斯托波尔基本上没有对城市内的沙俄帝国和苏联的纪念碑等象征性符号作任何迁移,相反,他们还在通过新建纪念碑等方式不断强化自己与俄罗斯历史的联系。2008年,为了纪念塞瓦斯托波尔建城225周年,在市议会的推动下,在城市内建造了一座新的叶卡特琳娜二世的雕像。为了这座雕像的建设,塞瓦斯托波尔议会与基辅任命的市长还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政治博弈,最终基辅也无力改变议会建立雕像的计划。类似这样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基辅和克里米亚对于政治符号和身份认同的重视,但是最后的结局也反映出基辅对于克里米亚当地身份认同建构的无能为力。[20]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克里米亚其他地区。例如,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至今仍然保留着列宁的雕像和苏联时期的很多纪念碑(如图6所示)。而且作为克里米亚地区的行政中心,辛菲罗波尔的城市旗帜和徽章并没有使用乌克兰传统的黄蓝两色,而是继续沿用代表俄罗斯身份的红白蓝三色(如图7所示)。这些符号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蕴含了深刻的政治含义。


图6 辛菲罗波尔的列宁雕像


               图7 辛菲罗波尔的城市旗帜

除此之外,与克里米亚地区密切相关的文学、艺术、诗歌等也可以被视为能够影响身份认同的符号。事实上,在克里米亚写成或者以克里米亚为背景的著名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胜枚举。历史上的很多著名文学家都曾与克里米亚结下不解之缘,他们的作品也为克里米亚人所熟悉,构成了克里米亚人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列夫·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作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都曾在克里米亚生活游历,并且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生动地描写了克里米亚战争时俄罗斯军民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是塞瓦斯托波尔伟大城市精神的集中描述。1820年,普希金在前往高加索途中经过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的友人家中住了三个星期。他自己将这三个星期描述为自己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并且留下了长诗《巴赫奇萨赖的泪泉》和《克里米亚的海岸》等著名作品。[21]在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之后,白银时代的文化精英也对克里米亚地方文化记忆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马克西米里安·沃洛申(Максимил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оло́шин)是在克里米亚文化中留下最深印记的作家。他生于基辅,但从孩提时代便在克里米亚渡过,后来在莫斯科成为著名诗人。1916年,他又回到儿时生活的克里米亚东南部海岸,并且最终在克里米亚去世并被葬在那里。他是克里米亚文化的标志。他不仅创作了如《绿色的黄昏》、《水手》等著名诗作,而且他的住所还成了白银时代诗人群体在克里米亚聚会的沙龙。茨维塔耶娃(Цветаева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古米廖夫(Николай Степанович)等都由于沃洛申而来到克里米亚,并且成为克里米亚文化符号的一部分。[22]但是,即使在文化符号方面,仍然充满了俄罗斯的印记。毕竟,在俄罗斯帝国时期,无论生于何处,所有的作家和诗人都需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舞台上获得掌声,才能够成为具有声望和影响力的作者,而他们的所有作品也都是用俄语写成的。所以,能够被当代克里米亚人作为社会生活的符号记住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身上,都必然会有另一重身份——俄罗斯作家。
(四)原苏联空间内“顽固”的俄罗斯记忆
苏联解体对于克里米亚来说意味着对于原有身份认同的彻底颠覆。虽然从理论上说,在克里米亚面前存在着三条平行的身份建构路径,但是,在实际的身份建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克里米亚半岛这个特殊的地理和历史空间中,这三种身份建构方式的发展前景显然是非常不平衡的。
首先,乌克兰中央政府既没有足够的资源,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在克里米亚建立起乌克兰的国家认同,无法在克里米亚建构乌克兰身份。如前文所述,即使作为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克里米亚仍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俄语文化区。凭借在地区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构成,俄语始终处于该地区共同语言的地位,并且承载着构建新的身份认同的基本任务。在俄语的克里米亚历史叙事中,沙俄帝国和苏联是克里米亚一切辉煌历史的根源,鞑靼人是所有历史事件中的反派,而乌克兰人则是历史中缺失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克里米亚人无法接受强行将乌克兰的符号和记忆加入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中来。而新独立的乌克兰既缺乏足够力量克服克里米亚内部的抵制,也不希望因为这样的行为引发俄罗斯等外部因素的干涉,所以无法利用国家权力在克里米亚地区建构新的乌克兰身份认同。最终,国家认同的路径在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难以推进。
其次,克里米亚地方政府同样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国家之外的实体性认同。克里米亚并不具有独立和完整的地区经济结构。从苏联时期开始,其经济就主要依靠黑海舰队驻军的收入、军工产业和旅游业来支持,而这些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俄罗斯既是军港的承租方,又是军工产品的主要购买方。而且,克里米亚半岛也并非资源丰富的地区,粮食和资源主要依靠乌克兰供给。所以,克里米亚地方政权也并不是一个拥有强势行动能力的政治实体,在身份认同问题上无法摆脱乌克兰中央政权和内部鞑靼人的牵制,更无法摆脱乌克兰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在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的资源中,也并不存在真正属于克里米亚的历史和符号。作为一个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克里米亚既没有自己的语言,在鞑靼汗国之后,也没有形成独立国家的历史,更没有办法彻底理顺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构。在乌克兰民族国家中,克里米亚地区确实是特殊的,但如果将克里米亚放在广义的原苏联空间中,它又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俄罗斯人占主体、多民族共存的领土空间,并不具有构建实体性身份认同的特殊性。它可以在乌克兰内部寻求自治,但成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条件并不成熟,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形成以独立的克里米亚为标签的地区身份认同。
最后,在族群分布结构极其复杂的原苏联空间里,重新强化俄罗斯民族的身份认同,是克里米亚地区占主体的俄罗斯人最合理的选择——几乎也是唯一的选择。无论从语言文化、历史认知、还是象征符号,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当前克里米亚最具优势的身份认同资源,而且原苏联空间复杂的族群分布结构也给了克里米亚重建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行动空间。一般来说,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占国家内部绝对多数的主体族群会通过中央权力努力构建统一的国家认同。在这个过程中,大的族群会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努力削减小族群较为强烈的自我认同,从而减少其共同行动争取权利的可能性。但由于原苏联空间是由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解体而形成的,很多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区迁移活动最终演进成了与历史自然形成的族群分布完全不同的空间结构。如图8所示,以乌克兰区域为例,在克里米亚空间内,俄罗斯人相对乌克兰人和鞑靼人是地区的主体民族,但放大到乌克兰空间中,乌克兰人又成了主体民族,而俄罗斯人则成了少数。如果再放大到原苏联空间,俄罗斯人又变成了多数族群。


                        图8 原苏联空间里复杂的族群分布关系
在这种时空分布的态势下,如果乌克兰的国家建构较为成功,中央政府拥有足够的力量,当然可以排除俄罗斯和其他外部因素的干扰,在乌克兰空间内以国家认同逐渐同化克里米亚的地区和民族身份。同样,如果克里米亚地方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也可以建立以地区为核心的实体性身份认同,最终走向高度自治或独立。但是,无论是乌克兰政府还是克里米亚政权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力量来实现身份建构的目标。那么,对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来说,唯一可行的方案便是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人身份,并且通过加强与乌克兰之外的原苏联空间里的俄罗斯国家和族群的认同与联系,平衡乌克兰中央政府和地区内部鞑靼人的双重压力。
事实上,对于克里米亚,尤其是克里米亚地区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来说,加强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是他们最容易接受,也最有利于保持地区主体民族地位、保证地区稳定的自然选择。无论从共同语言、历史叙事、符号认知,乃至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神话式建构等各个维度来分析,在克里米亚空间内,以乌克兰身份为目标的国家认同是缺失的,而以独立的克里米亚身份为目标的地区认同又是脆弱的,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回归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在克里米亚空间内,也只有以俄罗斯民族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是最为“顽固”的,它完整地构成了从叶卡特琳娜二世到现在的所有历史叙事,甚至可以说,2014年克里米亚主权地位的实质性变化很可能也将会在未来成为神话最新的组成部分,而这种民族认同最终的指向便是克里米亚主体族群的俄罗斯身份。

悲剧的前奏:1994年的克里米亚分离运动
 
苏联解体后20多年的身份认同的困境终于在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中集中爆发。在各种外部因素的刺激和鼓励下,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兴起,并最终改变了原苏联区域的政治地理空间。但这并不是克里米亚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第一次兴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克里米亚就已经历过分离主义运动的考验,虽然在各方力量的协调下,初次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妥协而告终,但它所承载的很多目标和符号最终都被2014年新的分离主义运动继承下来,于是,这场发生在20多年前的政治运动就成了因为身份认同而引发的克里米亚地缘政治悲剧的前奏曲。
当苏联解体的时刻到来之时,刚刚诞生几个月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不得不马上面对因为严重的经济困境和自身政治地位重构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由于克里米亚的经济体系基本上依赖统一的苏联计划经济体系,所以在苏联解体之后迅速陷入了困境,地方民众收入水平从原本高于其他几乎所有乌克兰地区迅速滑落到乌克兰平均水平之下。同时,在1991年6月,克里米亚刚刚通过公民投票,成为苏联最后一个获得批准的自治共和国,并且还在进一步谋求签署新的同盟条约,从而获得新联盟加盟共和国的地位。但由于苏联的解体,克里米亚的官方政治地位变成了新生的乌克兰国家的一部分,而在克里米亚占多数的俄罗斯人则成了乌克兰境内的少数民族。因为苏联身份认同的消失,克里米亚也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开始了新的身份认同的自觉与不自觉的探索。
从80年代末苏联体系出现危机开始,在克里米亚社会中就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可以继续留在乌克兰,但需要争取更多的自治权利;而另一种则认为克里米亚应该离开乌克兰,成为独立国家或重新加入俄罗斯。这两种观点的支持者就形成了苏联解体时克里米亚地区同时存在的两股政治力量。
前者的代表是由米科拉·巴格罗夫(Микола Васильович Багров)所领导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巴格罗夫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克里米亚共产党第一书记,也是苏联解体前后克里米亚地区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巴格罗夫的政治立场比较复杂,在整体政治立场较为保守的克里米亚地区,是一个略偏向于改革派的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和克拉夫丘克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他的支持者集中了克里米亚上层的主要政治精英,争取在乌克兰国家内部最大限度地维护克里米亚的自治地位是他们的主要政治目标。
后者的代表则是尤里·梅什科夫(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шков)。他本人是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但却不是巴格罗夫的支持者。从1990年起,他就成了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克里米亚俄罗斯人中的激进团体,他们于1991年组建了政治组织共和国运动(Republican Movement),其所寻求的政治目标是建立独立的克里米亚国家或者重新加入俄罗斯。
在80年代末,两派政治势力并没有很清晰的界限,而且这一时期他们所争取的目标基本相同,即首先通过公投使克里米亚获得自治共和国地位。这一目标最终在1991年6月成为现实。但在苏联解体之后,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应该如何“安置”克里米亚,成了一个对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都很棘手的问题。由于基辅过于强硬的政策,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
1991年底—1994年初,巴格罗夫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一直主导着克里米亚政局,并且利用各种条件与以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为首乌克兰中央政府就如何落实克里米亚的自治地位进行了复杂的博弈。但乌克兰中央政府的立场异常强硬。1992年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通过了关于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法案,法案非常清晰地强调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内部的自治区域”,但在克里米亚的自治权利方面,则非常含糊地表示,克里米亚有权决定其“能力范围以内的事务”。[23]克里米亚民族主义者认为这种态度是乌克兰政府试图否定其自治权的表现,并对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为了避免激进派的运动脱离自己的掌握,并且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向基辅施压,巴格罗夫对于最高拉达的决议进行了强硬的回击。1992年5月5日,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宣布克里米亚独立,并于次日通过了《克里米亚共和国宪法》,即《1992年宪法》。在1992年宪法中,克里米亚共和国几乎拥有了包括军事权和外交权在内的一切主权国家所享有的权力,并且要求通过双边协定或条约的方式处理与乌克兰的关系。可以说,这部“宪法”完全体现了以共和国运动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团体的所有要求,自然无法被乌克兰政府所接受。[24]
当然,作为温和派的巴格罗夫并不是真的试图使克里米亚获得主权地位。此举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利用克里米亚的民族主义团体的力量,以这种方式向乌克兰中央政府施压,希望其能够改变4月22日法案所体现的强硬立场。然而,此举进一步激怒了乌克兰当局,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即通过决议,认定《1992年宪法》存在大量非法内容,要求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在一周之内修改,并且再次强硬表态,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必须以4月22日法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否则将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在这样的情况下,巴格罗夫退缩了,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撤回了自己的提议,并且按照最高拉达的要求对宪法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一举动获得了克拉夫丘克的肯定,但是却输掉了他自己的政治资本。
巴格罗夫的软弱,使得很多原本支持他的政治组织转而支持梅什科夫和共和国运动,而1992年宪法的通过和放弃也让整个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对于未来可能的乌克兰化感到警惕甚至恐惧。于是,原本分散的亲俄政党和政治活动家在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克里米亚分离主义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政治联盟——俄罗斯集团(Russia Bloc),梅什科夫也自然成了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最有力量的领袖。
在1993年,乌克兰最高拉达同意在克里米亚设立总统职位,这实际上是克拉夫丘克为了让巴格罗夫拥有更大权限而量身定做的职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94年的克里米亚总统选举却成了分离主义运动的起点。1994年1月,克里米亚总统投票开始,在首轮投票中,梅什科夫得票率为38.50%,而巴格罗夫的得票率为17.55%,位列前两位。而在第二轮投票中,梅什科夫以72.92%对23.35%的巨大优势获胜。[25]梅什科夫的得票率与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口比率高度重合,他的当选实际上是克里米亚俄罗斯人对于分离主义的认可。在随后的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俄罗斯集团也以巨大优势获胜,分离主义政治势力接管了克里米亚政权,自上而下的地区分离主义运动全面启动。
从1994年初开始,克里米亚与乌克兰中央政府之间就进入了全面对抗的状态。在政治方面,梅什科夫当选伊始,他就与克拉夫丘克就克里米亚总统权限展开了激烈争执。梅什科夫尽一切可能要扩大自己在克里米亚的权限,甚至要求拥有独立的外交权,对于半岛的军事设施也有意染指。虽然公投的提议因为乌克兰的全力反对而搁浅,但是他仍然以“民意调查”的名义组织了针对《1992年宪法》的民意测验。结果,支持恢复《1992年宪法》的意见占了明显优势。[26]1994年5月20日,由俄罗斯集团控制的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恢复《1992年宪法》,并且号召克里米亚抵制乌克兰议会选举。在经济方面,他任命俄罗斯经济学家叶甫根尼·萨布罗夫(Evgeni Sabulov)担任克里米亚副总理,主管经济事务,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经济联系,尝试与俄罗斯建立自由贸易区,甚至制定了成为独联体内部离岸经济区的计划。同时,也试图在克里米亚开始激进的经济改革并模仿俄罗斯启动私有化进程。可以说,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梅什科夫对乌克兰的统一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达到极盛时期。
但此时的国际形势对于野心勃勃的梅什科夫非常不利。1993年“十月事件”的发生,使克里米亚分离运动的最主要支持者鲁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在最高权力的斗争中失败[27],而叶利钦对于克里米亚独立运动并没有明确的表态。进入1994年以后,车臣危机逐步升级,军事冲突几乎一触即发,这牵扯了俄罗斯的大量精力,使其不可能对乌克兰国内的地区分离主义运动表示支持。
克里米亚内部的很多因素也对梅什科夫非常不利。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起步太晚,缺乏明确的理论纲领和实践准备,对于分离运动应如何推进并无清晰的路线图。俄罗斯集团内部结构非常混乱,很多党派都是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获自己的政治利益,内部缺乏整合,对于梅什科夫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也缺乏共识。加上梅什科夫本人缺乏政治经验,在政治基础并不巩固的情况下随意提出一系列过于宏大的改革计划,而且不顾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的严重问题,仍然要模仿俄罗斯模式推进全面的私有化,更是直接导致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人的反对。
到1994年下半年,梅什科夫的分离主义政策就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在政治上,由于乌克兰中央政府的坚决反对,加上缺乏莫斯科的支持,梅什科夫不得不撤回了恢复《1992年宪法》的要求。在经济上,激进的私有化计划激起了其政治盟友的反对,在俄罗斯集团占压倒性优势的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否决了梅什科夫的私有化动议,并迫使总理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梅什科夫并没有选择维持执政联盟的团结,而是孤注一掷,解散议会,制定新宪法,并提出在1995年对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作为对梅什科夫的反击,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限制总统权力。到1994年底,梅什科夫本人的支持率降到了5%以下,已经丧失了所有的政治基础。[28]
1994年7月,来自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的列昂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作为来自东部亲俄地区的代表当选乌克兰总统,他也获得了大部分克里米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支持。于是,克里米亚问题的主动权转到了乌中央政府手中。
库奇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梅什科夫和克里米亚最高苏维埃的矛盾,联合克里米亚议会集中对付梅什科夫。1995年3月,乌克兰最高拉达宣布撤销克里米亚总统职位,并同时废除《1992年宪法》,同时全力支持亲基辅的政治人物担任克里米亚政府总理。为了应对克里米亚可能出现的反弹,库奇马甚至做好了军事冲突的准备。但此时梅什科夫在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叶利钦也因为与乌克兰关于核武器和黑海舰队的谈判正进入关键时刻而放弃了对梅什科夫哪怕是口头上的支持。最终,梅什科夫在1995年7月被迫离职,并流亡俄罗斯,俄罗斯集团也分裂成多个党派,再也无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了。
1996年,乌克兰新宪法获得通过。针对克里米亚地区强烈的俄罗斯身份认同和潜在的分离主义倾向,在乌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形成了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妥协。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的名称得以维持,成为单一制乌克兰国家中唯一的自治共和国,但自治权利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削弱。克里米亚议会权限受到很大限制,乌克兰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而且将克里米亚的历史和文化中心塞瓦斯托波尔设为特别市,归属中央政府直辖。1996年宪法的通过标志着1994年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标志的第一次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结束。最终,乌中央政府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总的来说,1994年的分离主义运动只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虽然在运动之初通过公投和选举等方式进行了政治动员,也得到了克里米亚俄罗斯人的广泛支持,但运动基本上被局限为精英层面的政治斗争,没有像原苏联空间内很多地区那样出现街头运动或武装冲突。整个运动缺乏政治纲领,没有成熟的政治领袖,无法解决地区发展问题,也没有获得国际支持,最终的失败几乎不可避免。
但即便如此,这场失败的运动仍然对于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留下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首先,1991—1995年,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和地区特殊性的宣传,使得俄罗斯身份认同在苏联身份刚刚消失、自我身份认同处于严重混乱状态的克里米亚地区得到了强化,给乌克兰中央政府未来建立国家身份认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其次,独立运动形成了很多特殊的记忆和符号,其中赋予克里米亚独立主权地位的《1992年宪法》成为了克里米亚未来寻求独立地位和身份的重要政治符号,也成为能够唤醒克里米亚民族情绪的集体记忆。而且在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中,诉诸公投成为地方政府获取政治资源的主要方式,也为下一次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借鉴。[29]
最后,1996年的《乌克兰宪法》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克里米亚地方政府的权力,但其主要目标仍然是避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为此,在单一制国家体系中特别设置了独立的自治共和国,这种特殊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克里米亚原本就非常强烈的“他者”认同,而对于乌克兰国家认同如何在地区层面上推进则并没有明确的设计。在乌克兰中央政权较为稳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尚不严重,但在2004年“颜色革命”之后,中央政府由于内部冲突不断导致控制能力不断下降,长期的经济困境也使得乌克兰国家认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最重要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分裂的情况下,乌克兰连自身的身份认同建构都无法解决,又如何可能在克里米亚推进国家身份认同?乌克兰国家身份认同的长期缺位,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不断强化,都为未来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再次出现埋下了伏笔。

尾声:身份认同决定命运?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写道:“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30]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概括克里米亚1991至2014年的历史。
2014年,在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转而支持克里米亚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而乌克兰中央政府在长期的政治斗争和对抗中失去对边缘地区控制力的情况下,分离主义运动卷土重来。当公投和《1992年宪法》等90年代分离主义运动中影响最为广泛的政治符号再次出现在克里米亚人的政治生活中时,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身份认同迅速转变为对分离主义运动的强烈支持。于是,在96.77%的民众支持率[31]和莫斯科的军事保护下,克里米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完成了实际的领土主权变更,成为苏联解体20多年后原苏联空间内第一个重新回归俄罗斯的俄罗斯人聚居区,也是后苏联空间里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一次领土变化。
平心而论,对于乌克兰这样一个内部文化认同存在巨大差异、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转型国家来说,在20世纪90年代对于克里米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应对和处理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在没有发生冲突的前提下,遏制了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蔓延,通过政治手段成功瓦解了民族主义政党和分离主义的力量,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护了克里米亚地区的政治稳定。然而,这种成功毕竟是有限的,虽然解决了地区分离的问题,但也无力更进一步,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在现有的民族结构和语言空间中,乌克兰在经济和文化上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无法取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人集体记忆中的位置,而乌克兰中央政府的相对虚弱也使得其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人口和地区经济结构。尤其是在2004年“颜色革命”以后,乌克兰东部和西部之间更大的认同危机凸显之后,基辅已经无暇顾及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问题。结果恰恰是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为了引发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
2014年的克里米亚事件既是一次特殊的政治事件,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说它特殊,是因为克里米亚拥有地理和人文空间中的特殊身份,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离不开原苏联空间特殊的族群分布结构所形成的宏观背景。如果没有原苏联空间内特殊族群分布的影响(参见图8),克里米亚问题不会如此复杂,也不会如此轻易地引发俄罗斯的干预。对于俄罗斯来说,对克里米亚事件的干预在国家层面的确有明显的政治和战略考量。但如果从其国内的民族或族群层面来看,又可以解释为是对原苏联空间中俄罗斯族群的援助。这使得俄罗斯的干涉行为在其国内具有很强的政治合法性,也使得其干预行为得到了克里米亚地区主体民族的普遍接受和欢迎。如果不是原苏联空间中的特殊族群关系,俄罗斯必定无法如此轻易地实现克里米亚主权地位的变更,也无法轻易维持该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说它具有普遍意义,是因为无论如何解释,克里米亚事件仍然是转型国家中地区身份认同困境所引发的政治悲剧。诚然,身份认同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体系中的命运。即使是存在一定的身份认同混乱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强大而有力,加上正确的地区政策选择,一般是能够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的。这也是克里米亚在90年代至21世纪前10多年能够保持相对稳定的原因。但是,如果身份认同的困境不能够完全解决,不能够使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建立明确的国家身份认同,那么以地区身份或民族身份为号召的分离主义思潮就始终在地区存在。一旦中央政府的力量削弱,或者国际环境出现变化,就可能最终形成新的分离主义运动。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确实具有其特殊性,但是身份认同问题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于所有具有文化多样性和明显地区差异的多民族国家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文献来源: 《俄罗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