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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COMMENTARY
世界秩序接近“百年巨变”前夜
杨洁勉 2020-06-24

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不仅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也对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甚至根本性的影响。近日,我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老师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对疫情如何改变世界秩序等问题,提出了他的思考与见解。

世界正在失序

高渊:这场全球蔓延的疫情,正在让这个世界变得嘈杂而混乱?

杨洁勉:现在的国际社会,面临一个关键矛盾,就是疫情的全球性和应对的国家性。

    在疫情面前,世界各国的应对很不一致,有的自行其是,有的以邻为壑,而“木桶短板”恰恰是国际抗疫的致命弱点。同时,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目前,国际社会不具备公共卫生的高度权威机制,美国的公开挑战又干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工作。在地区范围内,也缺少地区公共卫生机制,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各自为政,一些原来通行无阻的边界重又关闭。

高渊:更糟糕的是,疫情是不是已经成为培育错误思潮的温床?

杨洁勉:在疫情的生死考验面前,一些国家把先前的脉脉温情抛在一边,各种错误思潮相继抬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单边主义形成叠加势能,不断冲击着国际抗击疫情的有效合作。

    更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国家忙于应付疫情的“硬任务”,而无暇顾及思想意识的“软任务”。一旦错误思想形成错误社会思潮,世界各国需要花费无数倍的努力才能应对和消除其恶果。

高渊:疫情引发如此大的动荡,是否说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是这个世界的头号敌人?

杨洁勉:在横跨一战和二战的半个世纪里,应对军事和战争的传统安全威胁,是当时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议题。但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显现和加重,比如工业污染、恐怖活动、气候变暖、金融危机、传染病等。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其实已经有了一定的共识,并进行了必要的国际合作。但美国却又把注意力转向传统安全威胁,先后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受此影响,地缘战略、大国博弈、军备竞赛等传统安全议题,再度成为全球事务的中心议题,非传统安全议题逐步退居后位。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是“超级非传统安全威胁”,再次警示国际社会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时,必须加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高渊:疫情后,会是另外一个世界吗?

杨洁勉:世界还是这个世界,但如果等疫情过去回头再看,这次全球抗疫,其实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质变拐点的前夜。

    疫情发生前,世界秩序已经朝着临界点发展。当前面临的“百年巨变”,就是“美国西方独大”趋向“东西方相对平衡”。但在和平时期,国际格局持续的时间肯定要超过战争时期,发生质变往往需要重大事件的冲击。而这次疫情的发生,大大推动了质变进程,变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高渊:疫情加快了本次世界秩序变化,它的起点在哪里?

杨洁勉:从1945年二战结束就开始了。当时联合国的成员只有50个,整个非洲只有三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上世纪60年代初,我已经能看到《参考消息》了,当时是很激动的,因为隔三岔五就有非洲殖民地独立,这是政治上的变革。

    到了70年代,经济发展出现一个新高潮。以拉丁美洲捍卫200海里海洋权和亚洲出现“四小龙”等为标志,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声日渐高涨。再往后出现了多次经济或金融危机,开始涉及领导权的问题,西方国家的俱乐部被迫逐步开放,但中间也时有反复。

    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力量对比在基本和平条件下,发生过两次重大变化,就是从美苏“两极格局”发展到美国“短暂独霸”,然后再进入“一超多强”时期。这个巨变的核心,就是从两极、单极走向多极化,最终实现多极格局。

国家需要再定位

高渊:身处百年变局的前期,是否对每个国家都是一种考验?

杨洁勉:人类社会在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迎来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综合国力,重新界定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并确定在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目标。

    对于全球和地区大国来说,此时此刻进行“国家再定位”更为必要。因为大国向来是决定国际关系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如果能重新审视历史经验教训,进行符合世情和国情的“国家再定位”,将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


高渊:大国定位正确与否,对国家兴衰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洁勉:大国有没有正确的定位,是国家兴盛的关键因素。比如欧洲大国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顺势而为,美国在欧陆混战时期的自强为先,中国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坚持改革开放等,这些都是正面例子。

    但历史上也有很多反面例子。像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等跨洲大国虽然称雄一时,但最终分崩离析;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前殖民帝国,已经成了明日黄花;德国和日本自不量力地争夺世界霸主,结果惨遭失败。近在眼前的例子是,美国还沉迷于当“世界领袖”,对多极化和多边主义大势反其道而行之,其错误定位的结局不难想象。

高渊:但很多时候,国家的定位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杨洁勉:对,我刚才说的是自我定位,但也会受国际环境的制约,所以同时还要相互定位和共同定位。

    目前来看,一方面,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自诩代表自由民主,但多数国家认为它霸凌欺人,德、法等国认为其导致了“西方的缺失”;另一方面,中、美、俄等大国相互定位也在发生重要变化,战略竞争性不断加强,一些地区大国也因此在调整相应的国家定位。

    在当代大国中,发达大国的相互定位虽有变化但相对稳定,发展中大国的相互定位变数较多。因为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本身存在着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现实差异。

高渊:在“国家再定位”的进程中,时代主导国将出现扩容或更替吗?

杨洁勉:近现代以来,大多数的时代主导者都是西方大国,这是历史的局限。当今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就是发展中大国的话语权在上升。这次疫情的发生,更将加快这一进程。

    但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不会从天而降,发达大国承认发展中大国经济崛起是一回事,与后者分享政治经济权益是另一回事。美国和某些国家不会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