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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院作者
张艳璐
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复合型共生关系分析
张艳璐 2015-03-10
欧亚联盟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 复合型共生 路径设计
简介
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两国为实现复兴而实施的重要战略。二者不仅存在地缘交叉,而且功能近似;尽管如此,二者又各具特色,存在本质性的区别。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二者可以且必须形成一种通过良性竞争实现稳定的复合型共生关系。为了实现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发展,中国应在设计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时充分考虑俄方的利益和欧亚联盟的制度设计,有针对性地安排自身的制度框架,并在积极参与已有规划项目的同时,提出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划,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功能上的过度重复,增强二者的互补性,提高二者的共生动力。此外,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还应重视人文交流,增进民族间的彼此认同,减少因误解而造成的非必要冲突和竞争,从而推动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和谐共生。
正文
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俄两国为实现复兴而实施的重要地区一体化战略。由于二者所覆盖的区域有较高的重合度,因此必须深入考察其相互关系:二者是彼此排斥还是相互共生?其关系模式将对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然而,既有研究更多聚焦于对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单个战略剖析,如各自的特点、优劣势及发展前景等,对二者的相互关联少有关注。[①] 基于这一出发点,本文尝试分析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互关系,并提出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关建议。

一、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异同

欧亚联盟战略是在苏联解体,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面临巨大变革,急需重新定位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它是一项以1991年成立的独联体为基础的分阶段地区一体化计划。其首要目的是联合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实现平稳过渡,从而达到共同发展。根本目的在于实现整个欧亚大陆的统一,建立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大欧洲”。
尽管“欧亚联盟”的概念最早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2年提出,但凭借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俄罗斯迅速成为该进程的推动国。俄罗斯认为,要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建立统一的经济联盟,以便在当今高度竞争的世界中维护所有参与国的利益、保证各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二,保护各参与国家的经济主权,这在当今世界中只有通过深化经济合作才能实现;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不仅有助于促进平等,而且还可避免由单独经济力量中心所造成的麻烦。据此,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建立欧亚联盟的长期计划。截至2014年,该计划已经实施了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统一经济空间、中亚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合并以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关税联盟等步骤。目前,俄、白、哈已于2014年签署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协议,并于2015年1月1日生效,为欧亚联盟的全方位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的,是在因经济全球化加速急需加强国家间高效沟通背景下,以古丝绸之路概念为基础提出的一种新型跨区域合作机制。按照规划,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接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贯穿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西联经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志在打造世界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该战略不仅是我国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是新时代对古老丝绸之路的复兴计划。同时与其他国家提出的丝绸之路计划相比,它具备最佳的客观条件与更高的战略价值,具有巨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符合区域内各国发展需求和欧亚区域合作的大势,其前景未可限量。[②] 因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是国际战略与国内政策有机结合的综合性治理体系。
作为共同面向欧亚大陆的发展战略,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相似之处。一方面,二者所覆盖的区域有重合。2011年,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理的普京提出了将欧亚地区重新一体化的新方案,并命名为欧亚联盟计划。该计划以独联体作为实施平台,志在实现以欧亚思想为基础的后苏联地区一体化。尽管普京一再强调欧亚联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未来将吸引更多的亚洲和欧洲国家加入,甚至实现“大欧洲”体系,但现阶段其覆盖的对象仍以俄、白、哈等为主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亚各国对欧亚联盟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本依托来构建,其对象主要包括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观察员国(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并可进一步将该组织的对话伙伴国(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土耳其)和轮值主席国的客人(土库曼斯坦、独联体、东盟)纳入体系之中。可见,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地区存在地域重合,二者之间包含共同的成员,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的地缘交叉现象在体系构建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二者部分功能相近。普京在《欧亚新一体化规划——今日诞生的未来》一文中指出,“欧亚联盟要发挥连接欧洲和亚太的有效桥梁作用”。[③] 同时,从其所制定的四步构建路线,即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欧亚经济联盟—欧亚联盟可知,欧亚联盟首先侧重于经济一体化,旨在建立统一的经济空间,实现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形成共同的交通服务市场和统一的交通运输体系,建立共同的能源市场,进而为欧亚地区的政治一体化铺平道路。与欧亚联盟相似,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也非常强调自身的经济属性。为此,中国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目标设定为要建成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交通运输网络,消除贸易障碍,缩短货运时间,增加各国本币结算贸易规模,并且在此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促进文化交流,从而最终实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可见,在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国家间的互联互通方面,两项发展战略的功能是相近的。
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相似不等于同质,并不能抹杀各自的独特性。事实上,这两项战略也有着本质区别。第一,二者的理论基础各异。欧亚联盟计划源于俄罗斯的“新欧亚主义”外交思想。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地缘政治理论,并于20世纪20年代一度成为俄罗斯的主流政治思想之一。欧亚主义者强调俄罗斯文明介于欧亚之间的独特性以及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中心地位,认为“若是去掉这一中心,该大陆的其他部分,它的整个区域体系(欧洲、西亚、伊朗、印度、中国和日本)就会变成‘散架的宫殿’”。[④] 后来受内部分裂以及苏联意识形态教条化所累,欧亚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起归于沉寂,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再度复兴,并形成了以亚历山大·普尔耶维奇·杜金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政治流派。而该政治流派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占据俄罗斯政治思潮的主流。“新欧亚主义”者强调与邻国的合作关系,在外交方面秉承地缘高于血缘的务实原则。因此,他们主张加强与近邻国家的一体化进程,希望建立一个以欧亚主义为思想基础,以俄罗斯为中心的欧亚主义国家联盟。
基于“新欧亚主义”政治主张,俄罗斯在欧亚联盟构建计划中始终强调其核心地位,突出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地缘联系,并以欧亚区域中心独特的地理、自然、文化、历史等为基础,致力于发展既不同于欧洲(大西洋主义),也不同于东方(如泛斯拉夫主义)的欧亚独特经济、政治道路。[⑤] 同时,正是因为建构在“新欧亚主义”思想之上,所以虽然普京一再强调欧亚联盟是各国互利共赢,遵循平等、主权和自愿原则的开放性组织,但是欧亚联盟仍然带有明显的大国主义,并表现出强烈的扩张意识。
与欧亚联盟强调俄罗斯的地区核心地位以及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不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作为体系构建的基础,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体系内部各主体的地位平等、优势互补,希望借助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平台实现各国的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与欧亚联盟相比,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具包容性。
第二,由其理论基础差异而来的,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终极目标不尽相同。作为复兴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重要措施,普京政府不仅追求欧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更强调各国价值观的统一,并希望最终将欧亚联盟打造成以俄罗斯为主导的超国家实体,使其成为可与美国、欧盟、中国并立的强大一极。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志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⑥] 的精神,强调互联互通的功能,以促进各国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能源合作、人文交流、实现和谐发展为目标。
第三,基于不同的目标,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路径和体系模式也存在差别。为了实现欧亚地区特别是后苏联空间的高度一体化,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突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地位,欧亚联盟的构建模式更倾向于劝说型博弈下的国际制度安排,通过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来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统一经济、政治、军事、海关、人文和文化空间的国际组织。此外,由于欧亚联盟事实上是俄罗斯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强烈回应,所以采取以对抗为目的的结盟体系模式。而立足于共同发展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信息、汇聚行动者的预期、降低环境中的不确定因素,并为了合作的稳定需要成员之间达成有效的分配协议。[⑦] 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更倾向于协调型博弈下的国际制度设计方案,通过务实灵活的双边合作和小多边合作方式建立一个结构更松散、包容性更强的结伴共生体系。
第四,相较欧亚联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各国中享有更高的接受度。尽管构建欧亚联盟始于20世纪90年代,同时受益于苏联的遗产,拥有一定的建设基础,但由于其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表现出与美国在中亚展开地缘博弈的明显态势,所以引起了中亚地区各国的担忧,对其持观望甚至排斥态度。其中对欧亚联盟态度最消极的乌兹别克斯坦于2008年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而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则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退出独联体,这些举动被认为是变相地表示中亚国家对欧亚联盟建设的抵制。2014年发生的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俄乌关系破裂、俄欧关系紧张,更加大了欧亚联盟建设的阻力,使一些中亚国家对该机制的热情降低。目前,实际参与构建欧亚联盟的国家只有俄、白、哈三国。除此之外,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等国对欧亚联盟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而其他国家则持消极观望态度。
反观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其在中亚以及欧洲各国中获得了更多支持。首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适逢其时。欧洲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急需加强与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亚太地区的联系。同时由于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俄罗斯在东西方交流中的地缘优势被削弱。在此背景下,中国凭借地缘优势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迎合了各方需求,减少了机制构建中的阻力。其次,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与各国建立了普遍的政治互信,加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和非排他性的制度设计使得该构想更容易获得各方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2014年3月访问欧洲、5月上海亚信峰会以及9月赴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参加上合组织峰会时,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并获得了各国广泛支持。
虽然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地缘交叉、部分职能相近的情况,但不能简单地将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归结为同一类战略,更不能由此认定二者是同性相斥、单纯竞争的关系,因为二者之间还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从社会共生论的视角看,二者之间是共生与竞争并存的关系。

二、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与竞争

总体来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二者围绕资源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并在斗争与妥协中生成、维持和演化出包含资源交换型、资源分享型以及资源竞争型在内的复合型共生关系。这一复合型共生关系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二者的共生关系,二是与共生相伴随的二者相互竞争关系。
“共生”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由德国微生物学家笛拜瑞(de Bary)于1879年提出。笛拜瑞最初对“共生”的解释是“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后世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和深化“共生”概念,并逐步形成狭义和广义两重涵义。其中,狭义的“共生”专指生物之间的组合状况和利害程度的关系。[⑧] 此后,“共生”理论特别是狭义的“共生”概念被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借用,并发展出各种新的理论。
在美国,芝加哥经验社会学派由生物共生论衍生创立了人文区位学,并将竞争引入共生理论中,认为竞争是实现共生的必要手段。该学派主张,社区作为一个共生系统,其区位秩序的本质是在竞争中通过自身的调整达到一定的社区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是社区共生系统运行的基本目标,然而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社区平衡被打破,形成新的不平衡,并再次通过内部调整实现共生系统的新平衡。
日本学者则将生物共生论引入政治学,力图以民主政治来解读共生,并提出了“圣域”[⑨] 的概念,并认为只有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承认相互的“圣域”才能实现共生。此外,日本学者尾关周二还以共生、异质性与共同、同质性相互补充的理念为基础提出了“共同的共生、共生的共同”理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既避免因消极强求同质化而造成的共同性关系减弱,同时又抑制共生关系中生存竞争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则在“共生”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契洽”的概念。而另一位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则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共生论的基本原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人人平等是共生的前提;斗争—妥协是共生的方式;法律是共生的度;社会发展是共生关系的改善。同时,社会共生论还主张,每个人皆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但是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成功;而个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他的竞争以及环境所给的机会;同时社会共生论还提倡合法竞争,认为在公平、合法竞争环境下人人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可以构成共生态。[⑩] 此后,胡守钧教授进一步提出国际共生论,力图从社会共生论视角观察国家之间(包括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等)各种互动关系,分析各种国际问题之成因,探索化解国际问题之方法。[11] 他认为国际组织不仅本身是一个社会共生系统,同时还作为主体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形成共生关系,并最终构成国际社会大共生系统。
根据上述有关共生理论的论述,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完全可以发展一种共生关系。首先,从理论角度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满足了实现共生的基本条件,二者之间具备了构成共生关系的基本要素。根据社会共生理论,任何社会共生关系至少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约束条件等三大部分构成。主体以资源作为纽带,在共同遵守一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构成共生关系。[12] 按照上述理论,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即是共生关系中的两个主体,而中亚地区丰富的油气资源和广阔的商贸、安全、人文合作空间则构成了共生关系中的资源要素。此外,现有的双边、多边协议以及国际法是共生关系主体都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由此可见,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可以构成共生关系。
其次,从实践角度看,俄罗斯与中国在两个制度安排上预留了共生的空间。俄罗斯的欧亚联盟是以地跨欧亚的俄罗斯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辐射的体系。而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是以盘踞东亚的中国为中心,自东向西推进的体系。可见二者在地缘上有一定的互补性,这为实现共生创造了可能性。同时,尽管“欧亚”一词包含欧洲与亚洲,但在欧亚联盟的设计中未将西欧和东亚包括在内,这也为与以东亚为基础向外辐射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实现共生留出了空间。同时,中国在制定和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也考虑和照顾俄罗斯的利益,这也为二者的共生提供了条件。此外,欧亚联盟是俄罗斯谋求打破单极世界格局、对抗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一项重要举措。正如普京在2014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讲到的那样,“世界体制的单极模式已经行不通”,[13] 世界多极化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俄罗斯提出欧亚联盟计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因此欧亚联盟具有可共生性,这也为二者形成共生关系奠定了基础。
最后,同样在实践层次上,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共生的实际需要,因为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证各自的存在。俄罗斯的欧亚联盟与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构建过程中都要承受来自体系内部的阻力及外部的压力。例如,在构建欧亚联盟的过程中要解决欧亚地区各国发展水平不平衡、对一体化立场不一致的问题;主导国俄罗斯的经济带动力不强的问题;消除体系中其他国家对俄罗斯借欧亚联盟计划实施扩张、推行大国主义的担忧等。[14] 此外,还要面临外部势力主要是美国对其施加的压力。[15] 而中国在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解决经济结构不均衡、传统及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威胁论”等问题,并面临来自外界的压力。中俄两国作为两个制度的主导国恰恰拥有对方解决自身问题所需要的资源。例如,俄罗斯拥有的能源、土地、军事实力等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解决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拥有的资金和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俄罗斯作为欧亚联盟主导国的经济实力不济的问题。所以,在内外压力下,中俄两国应携手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使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资源交换型共生关系,从而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
尽管从理论和实践上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都可以并且必须实现共生。但要实现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可持续共生,就必须很好地理解共生与竞争的关系。第一,理论上,共生并不排斥竞争,相反竞争是迈向更高层次的共生的必要保障。共生是同一系统的平等主体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达成的共同存在的平衡状态,但它也是随着条件的改变而变化的相对平衡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主体间的竞争。因为竞争是改变原有共生平衡条件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实现新的、更高层次平衡状态的必要途径,所以竞争是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实现共生的客观要求。只有通过良性竞争才能达到更高水平的平衡。从社会共生论的角度看,对于平等主体,只有经过利益博弈在纳什均衡点处形成的共生关系才比较稳定。[16] 因此,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两个平等的制度,必须通过相互竞争和彼此制衡来形成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
第二,两个国际组织间的竞争也是其内部各小国的诉求。例如,欧亚联盟中的哈萨克斯坦虽然是最早提出“欧亚联盟”概念的国家,但其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主权让渡问题上始终存在疑虑,担心由于缺乏制衡,俄罗斯将借助该联盟在欧亚地区获得霸权地位,从而严重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同样,在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各沿途小国也担忧中国会借此进行“人口扩张”和“经济扩张”,不利于本国的发展。所以它们希望通过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甚至更多制度间的相互约束和彼此制衡来达到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地区大国损害的目的。
第三,欧亚联盟的排他性也会导致二者的相互竞争。俄罗斯在设计欧亚联盟计划之初将西方和中国作为竞争的对象,并认为西方和中国对后苏联精英的引力是造成该地区分裂的原因之一,[17] 因此俄罗斯致力于建立统一、独特的欧亚价值观体系与之对抗。而且俄罗斯仅以那些“无处可去”而非持“二选一”立场的国家作为欧亚联盟成员国的发展对象[18] 也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将导致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恶性竞争,增加二者的共生阻力,不利于二者的和谐发展,因此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由欧亚联盟的排他性导致的竞争对其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间的共生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
因此,无论是积极的确保可持续共生目标的实现,还是相对中性的克服制度设计缺陷,还是更为消极的小国制衡大国目的,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关系中必然伴随着竞争。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看,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竞争,实现与欧亚联盟的更高层次的共生。

三、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竞争模式

无论是从一般性理解还是具体实践操作来说,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复合型共生关系,都可能因其复杂而难以掌握。在复合型共生关系模式下,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共生关系可能因资源交换、分享不合理以及资源过度竞争而被动摇。因此,如何在保证双方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成为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共生关系维持和演进的关键。为此,可以从以下方面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设计:
第一,充分考虑欧亚联盟已经开始推行的各项发展规划项目,以合理分享资源为目的积极参与其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双方的互补优势,避免利益冲突和过度资源竞争,促进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的共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以积极参与欧亚联盟的欧亚开发银行、《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国际跨境计划等各项规划项目。以俄哈两国的《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国际跨境计划为例,该计划以中国作为主要对象,其中涵盖我国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乌鲁木齐等多个城市,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路线和功能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19] 因此,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计与实施中应与该计划实现对接,充分利用该计划所创造的国际贸易环境和物流基础,节约自身的构建成本,提高效率,加快项目的建设速度。同时,不追求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替代《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计划及其主导权,而应推动二者的协调共生、合作共赢。此外还应支持《丝绸之路 亚欧贸易》计划中诸如为中小国家提供贸易优惠等尊重小国权益的主张。[20] 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障我国海外利益的安全,也有助于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减少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的阻力。
第二,扩展丝绸之路的含义,进一步完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架构设计,开发新的路线及合作方式,使其在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关系中拥有对方所需要的资源,从而增强自身竞争力,在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虽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丝绸之路”仅指中国经中亚与希腊—罗马社会的交通路线。但此后“丝绸之路”一词被广泛使用,其内涵逐渐丰富,外延不断扩展。时至今日,丝绸之路已成为泛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21]
因此,不妨利用丝绸之路概念的延展性,在拓展现有路线的同时,开发新的线路。目前,俄哈两国所致力于恢复的陆路丝绸之路北线只是数条陆路丝绸之路中的一条,而且其方案中还存在站点局限、形式僵化等问题。[22] 因此可以将恢复陆路丝绸之路其他线路,如将西南线和东北线纳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方案中,并且注重各条线路之间的联通,串联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在货物的运输方式上,除了铁路、公路等传统的陆路运输方式外,还可以根据所运输货物的特点以及沿途的地理地貌特征采取管道运输、内河航运、公路—水路联合运输等方式,缩短货物运输时间。并且可以进一步顺应国际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潮流,构建网络丝绸之路,搭建第三方跨境网络支付平台,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摆脱对西方国际支付体系的依赖,增加各国本币贸易规模,促进货币流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带动沿途各国民间商贸往来,促进各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此外,可以加强海陆联运体系的建设,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结合,构建以中国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丝绸之路网,使其在实现网状伙伴关系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在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应加强人文交流,增进文化认同,提高国家软实力。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采访中多次表示中俄之间的关系处在历史的最好阶段,但是俄罗斯从未放弃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在制定欧亚联盟计划时,俄罗斯将中国作为与西方并列的主要竞争对手,并且在俄罗斯国内也不断出现“中国威胁论”、“黄色威胁”等言论。这些都说明,俄罗斯对中国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及“和”的主张缺乏认识,没有看到这些思想在抵制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和推动世界多极化方面,与其自身的欧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双方未完全达到承认“相互的圣域”[23] 的程度。因此,为了消除误解和隔阂,树立中国和平崛起的形象,应加强人文交流。为此,不仅可以我国为主导,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加强国家之间的双边文化交流,并且在此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提高各国普通民众的参与度,还可以参与到欧亚联盟体制下的各项文化交流计划[24] 中,充分利用欧亚联盟所构建的交流平台,实现两个体制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二者的共生动力,减少因误解而造成的共生阻力,维护共生关系的稳定,形成对抗霸权主义的集群竞争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虽然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地缘上有交叉,且在功能上相近,但在本质上又有区别,二者在依据的理论基础、所要达到的目标、战略的实施路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别。探讨二者的关系,既要看到其相互竞争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和谐共生的一面,而且这种共生关系需要通过良性的竞争更趋于稳定,并达到更高的水平。为了实现与欧亚联盟的共生及共同发展,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设计中应充分了解欧亚联盟计划,明确其性质、制度安排和已经取得的进展,有针对性地安排自身的制度,应在积极参与已有规划项目的同时,推出独具自身特色的发展规划和交流项目。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功能上的过度重复,也将会增强二者的互补性,并使双方拥有更多的共生资源,增强二者的共生动力。此外,在注重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外,也不应忽视人文交流,应关注并增进持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的彼此认同,以便减少因误解而造成的非必要冲突和竞争,从而推动欧亚联盟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和谐共生。最后,欧亚联盟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否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不仅考验中俄两个大国的战略运筹能力和智慧,也将对战略覆盖地区和国家的合作、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推动两大战略的和谐共生应该成为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目标。
[收稿日期:2014-08-29]
[修回日期:2014-11-11]
[责任编辑:陈鸿斌]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