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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彩云
中国崛起背景下“日美澳印民主同盟”的构建
屈彩云 2015-05-06
日美澳印 中国 民主同盟 准同盟 硬制衡 软制衡
简介
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的迅速和强劲崛起,日美澳印拉近距离,打着价值观的旗号,以过时的冷战思维为指导进行“民主同盟”、“准同盟”的构建与尝试,企图围堵遏制中国。通过军事威慑、经济阻挠、外交干涉、舆论主导、意识形态攻击等手段,日美澳印对中国进行软、硬两手制衡。自2006年提出战略合作框架以来的近十年里,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持续推进,虽然四方战略对话停滞,但是双边和三边合作呈现强化趋势,并逐渐形成一个“准同盟化的联合体”。显然,日美澳印存在结盟的可能,但在四方战略对话仍未重启的情况下,“日美澳印民主同盟”的实现并不容易。尽管遏制中国是日美澳印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但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才是各国利益追求的终点。目前,在日美澳印围绕遏制中国的这一战略合作与博弈中,四国尚未找到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因此,中国应积极抓住时机,采取不同的策略,瓦解四国战略合作,突破崛起困境,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正文
在中国崛起背景下,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与印度四国渐行渐近,加强战略合作,试图构建“民主同盟”,遏制围堵中国。然而,随着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的受挫,其构筑“民主同盟”的最初尝试宣告失败。但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并未因此终止,而是以双边和三边合作的方式间接推进,通过构建“准同盟”,对中国进行软、硬两手制衡。近年来,日美澳印战略互动频繁,战略合作增强,但是仍未重启四方战略对话,更未组成四国同盟。在急剧变动的国际格局和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中,日美澳印组建遏制中国的“民主同盟”尚需时日。

一、从“同盟”到“准同盟”

21世纪以来,中国崛起的趋势日益明显,崛起的速度日趋加快。日美澳印四国在共同和不同利益的驱动下,跨越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地理界限,拉近距离,加强战略合作,尝试不同的路径,试图构建围堵、遏制中国的“民主同盟”。
(一)打造“民主同盟”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澳加强彼此的合作,加快了遏制中国的步伐,并且一改之前因核试验谴责、疏远印度的态度,而是打着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旗号,拉近与印度的关系,试图构筑遏制中国的“民主同盟”。而对中国崛起日益警惕的印度也加强了与美日澳的合作,试图平衡中国。
第一,美日澳加强三边关系,打造稳固的战略三角,奠定四国同盟的基础。
一方面,美日澳升级三方安全对话,增强三边合作与战略互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日澳三边关系并不是互为交错的同盟网络结构,而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美日、美澳同盟为主体的双边同盟结构,缺乏三方直接的战略互动。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中国崛起,加上亚太多边机制功能薄弱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的上升等导致亚太格局出现新的变化,美日澳欲加强三方安全合作,维护其在亚太格局中的传统优势地位。在时任澳大利亚外长唐纳的提议下,美日澳于2002年召开首次三方副部长级安全对话。此后,在美国的提议下,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于2006年升级为部长级别。在首次三方部长级战略对话中,美日澳强调三方紧密合作,维护共同战略利益,并表示“我们欢迎中国建设性参与地区事务,……我们认识到加强与印度的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①] 这传递出三国对中国的关注,对印度的重视,更传递出三国欲拉印度平衡中国的意味。美日澳三方安全对话的升级与加强,增强了该战略三角的机制与功能,推动了华盛顿—东京—堪培拉战略轴心的互动与合作。
另一方面,日澳加强了安全合作,增强战略三角的功能,弥补其薄弱之处。日澳关系是美日澳战略三角中最不对等和发展较弱的一环。日澳虽然同为美国的盟国,但由于澳大利亚对日本的仇隙仍未冰释,日澳在战后初期并没有建立非常密切的双边安全合作关系,也没有建立符合美国意愿的直接同盟。随着日澳双方冰释前嫌,双边关系逐渐深化。在美国的怂恿与支持下,日澳开启安全合作的大门。特别是21世纪以来,日澳加快双边安全合作的步伐,签署《防卫交流理解备忘录》。而且,日本政府在以邻为壑、远交近攻的外交路线中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背景下,对于邻国中国的崛起表现出对抗和遏制的姿态。与此同时,试图积极融入亚洲的澳大利亚也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明显的担忧。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目标,日澳增强了双边安全合作。
2006年3月,日澳外长提出发展两国的全面战略关系,此后就加强双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达成共识。随着安倍的上台,日澳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安倍视澳大利亚为其提倡的遏制联盟的潜在参与者,[②] 逻辑上的伙伴,并着手建立基于与美同盟的新伙伴关系,构建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日美澳印四边合作框架。[③] 2007年3月13日,日澳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强调其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与同盟关系,提出双边安全合作框架,确立“2 2”(外长 防长)定期会晤机制。需要强调的是,不应孤立地看待该宣言,而应与同期发生的相关事件,如日澳美三边安全或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关系相联系。[④] 日澳安全合作符合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是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延伸和扩展,更是美国打造铁三角同盟的最后一环。
第二,美日澳积极拉拢印度,加强双边合作,建构紧密的关系。
美印两国虽然拥有共同的民主和价值观,但在冷战时期由于印度选择亲苏外交并配合苏联“抗美制华”的全球战略规划,同时美国也没有充分重视印度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印并未建立密切的双边关系。冷战后,随着美印两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和对彼此的战略认知加深,特别是印度传统外交路线的改变,美印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因印度核试验的重创而再次冷却。虽然21世纪初美印关系有所缓和,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核问题始终是影响美印关系的晴雨表。然而,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印度逐渐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欲借世界超级大国之力平衡中国。美国日益重视印度的战略地位与地缘角色,表现出明显拉拢印度的姿态,不仅与印度签署《防务合作框架协议》,而且逐渐改变对印度核问题的态度与政策。2006年3月2日,美印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此外,白宫催促国会修改法律,为印度核问题松绑。同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亨利·海德2006年美国—印度和平原子能合作法案》,扫除美印核合作的障碍。美国对印度核问题的政策转变,不仅是美国追求更大利益的经济考虑,更有美国拉印度平衡中国的战略考虑。
日印虽然同为亚洲国家,但在冷战格局中分别追随美苏两国,彼此忽视和不满。尽管战后民主体制的印度渴望与民主化的日本发展关系,但是东京始终将新德里排斥在亚洲之外。日本的决策者认为印度很遥远,很难应对,不具有重要的物质和战略价值。[⑤] 冷战后,印度推行全方位外交,日本加强对印度的关注,日印关系得到改善,但因印度核问题的冲击而降至冰点。虽然21世纪初,日印关系缓和,建立了“全球伙伴关系”,但发展迟滞。2006年以来,日印加强彼此战略认知,尤其日本表现出明显拉拢印度的姿态。安倍在其著作中明确提出,“如果美国实力在亚太地区衰退,日印关系将会由于双方在塑造地区平衡中有着共同利益而在十年内超越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⑥] 2006年9月,安倍首次上任就积极建立“日印部长级战略对话框架”,表现出对印度的重视。而积极推进“东进战略”的印度也非常重视日本,安倍上任不久,辛格便实现自2001年以来印度总理时隔五年的访日。日印双方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日本表示加强对印度的援助并参加“马拉巴尔—2007”联合军演,邀请印度加入其倡导的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想。安倍在2007年访印期间,在以经济援助拉拢印度的同时,还打着价值观的旗号拉拢印度,发表“大亚洲民主伙伴关系”演说,指出日印伙伴关系将融入跨越整个太平洋的美澳合作的巨大框架中,[⑦] 兜售四国同盟构想。这充分体现安倍以提升日印双边关系来推进四国战略合作的意图。
澳印两国虽然同为英联邦国家,共享英国民主体制的遗产,但是长期以来双边关系脆弱而疏离。印度地处与中国、巴基斯坦为邻的紧张的南亚地区,尽管其广阔的海岸线延伸至澳大利亚西部,但是印度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澳大利亚在地区认同中,一直以与美联盟的中等国家身份向宽松的东亚和东南亚安全架构融入和发展。[⑧] 分属美苏两大阵营的澳印两国彼此忽略。尽管冷战后澳大利亚开始关注印度,并努力发展与印度的经济关系,但是普遍认为20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更关注东亚,并未努力构建稳固的对印关系。[⑨] 而印度核试验更使原本脆弱的澳印关系遭受重创。21世纪以来,澳印两国在亚太格局剧变,对外战略目标趋同的背景下,逐渐拉近距离。特别是澳大利亚表现出积极加强与印度合作的姿态。2006年3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时隔五年后再次访印,并与印度签署《经济贸易框架协议》和《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两国经济、国防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澳印关系的加强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第三,日美澳印启动四方战略对话,构建四国同盟。
显然,从2006年以来,日美澳不仅加强三边和双边合作,而且积极拉拢印度,密切与印度的关系。在日本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以及美国的暗中怂恿和支持下,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启动。2007年5月,日美澳印四国借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东亚地区安全论坛之际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谈,拉开了四方对话的序幕。9月4日,日美澳印新又在孟加拉湾举行了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从而使美印“马拉巴尔—2007”联合演习变成了五国联合演习。此后,美日澳三国首脑在悉尼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强调“关注印度和这个国家对于广泛的亚太地缘政治的重要性”,[⑩] 充分反映出美日澳拉印度构建四国同盟围堵中国的意图。然而,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进展并不顺利。2008年以来,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便陷入沉寂。日美澳印打造四国同盟的幻想遭遇挫折。
(二)发展“准同盟”
尽管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如昙花一现,但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仍在继续。通过加强双边和三边战略与安全合作,日美澳印四国构筑“准同盟”,推进四国战略合作。
第一,加强双边安全合作。
在2006年之前,日美澳印四国双边安全合作非常不均衡,除了日美、美澳同盟外,日澳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早有合作,但两国之间的双边安全合作仍在磋商之中;美印虽已开启安全合作,但发展较缓;日印、澳印安全合作仍处于临界状态。而在2006年至2008年日美澳印打造四国同盟期间,四国双边安全合作又有新的变化,日澳建立安保关系,澳印也开始了防务合作对话。自2008年以来,日美澳印四国双边安全合作进一步加强。
一是日澳安全合作加深。自确立双边安全合作框架以来,日澳积极推动双边合作的深化。2008年,日澳签署《军事防卫合作协议》,此后在2010年签署《后勤防务相互援助协议》,2012年签署《情报安全协定》,2014年签署《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从不同层面加深安全合作。尤其是《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它是日本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后首次实施的与澳军事合作,直接提升了日澳防卫合作水平。此外,日澳积极开展联合军演,加强军事交流与信赖。目前,日澳已签署了五份安全合作协议,其安全合作已上升到新的阶段,军事同盟的雏形已经出现。
二是日印安全合作启动并逐渐加强。2008年,日印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确立两国安全合作基本框架,建立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2009年,日印建立副外长和副防长级别的“2 2”定期对话机制,提升双方安全合作级别。日印双方就防卫合作、核合作、安理会改革、海上安保合作等进行磋商,并加强联合军演。2014年,日印签署《防务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双方在防务、陆海空领域的合作。
三是美印安全合作深化。美印根据《防务关系新框架》推进安全合作。美印于2010年启动首次战略对话,构建战略对话机制。目前,美印已举行了五次战略对话,双方就双边、地区及全球问题开展高层磋商与合作。2014年,美印达成共识,从2015年起延长双边防务合作协议。此外,美印在2015年首脑会晤中发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强调在航行自由、海上及空域安全中的合作。
四是澳印安全合作启动。相较于日澳、日印安全合作,澳印安全合作启动较晚。2009年,澳印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声明》,提出构建双边安全合作框架。此后,澳印不断推动双边安全合作走向实质化,于2014年再次签署新的《安全合作协议》,提出定期举行国防部长会晤,定期开展双边联合军演,加强防务交流与海洋安全合作,推动澳印安全合作的机制化。
从双边安全合作来看,除了日美、美澳同盟外,日澳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准同盟,美印表现出明显的准同盟化倾向,日印明显加强安全合作、澳印也积极推进安全合作。日美澳印四国之间均建立了安全与防务合作关系,出现准同盟化的趋势。
第二,加强三边战略对话与合作。
在推进日美澳战略三角的同时,日美澳印积极构建新的三方战略合作。互为交错的三方战略对话不仅是凝聚日美澳印的纽带,也是推动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一种路径。
一是巩固日美澳战略三角。日美澳三方战略合作启动较早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三方对话机制。日美澳每年围绕地区安全问题、加强三方安全合作等进行磋商,在朝鲜半岛、东海、南海以及反恐行动问题上密切合作。以日美澳战略对话为平台,三国插手地区安全问题,干涉地区争端,插手东海、南海问题,恶化事端,干扰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同时,日美澳也加强军事联合演习,推进三方安全合作。自2007年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以来,日美澳围绕朝鲜半岛、南海、东海等安全问题,分别在冲绳海域、文莱海域、日本九州以东太平洋海域举行了数次联合演习。另外,日美澳加强了防空联合演习。2012年以来,日美澳举行了三次代号为“对抗北方”空军联合演习。总体而言,日美澳战略三角无论从合作机制上,还是合作范围与深度上,都在逐渐走向成熟化。
二是启动日美印战略合作。随着日美印三国关系的密切和战略利益的趋同,三方安全合作提上日程。自2007年日美印首次海上联合演习以来,三国陆续在冲绳以东海域举行了几次军演,加强海上安全合作。2011年,日美印召开首次三方对话,确立了三方高层定期会晤机制,而且以此为基础探索三方部长级对话。日美印三方聚焦中国,围绕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ԌE{安全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防范中国的意图非常明显。虽然,相较于日美澳战略三角,日美印战略三角发展仍很不成熟,但是将印度拉入三方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日美澳印四国通过两个战略三角进行战略互动与合作的目的。
目前,日美澳印之间已建立了日美澳、日美印两个战略三角。通过三方战略对话,四国在不同的平台上加强战略协商与合作。从双边与三边安全合作来看,一个“准同盟化的日美澳印联合体”正逐渐形成。

二、从“硬制衡”到“软制衡”

日美澳印在加强战略合作的同时,也加强对中国的制衡。而且,日美澳印对中国软硬兼施,既采用军事遏制的“硬制衡”手段,也采用外交、经济、意识形态等“软制衡”手段。这两种制衡并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所侧重而已。
(一)“硬制衡”
加强军事实力、增强同盟与伙伴的合作、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是日美澳印对华“硬制衡”的主要手段。2006—2007年,日美澳印对中国的“硬制衡”非常明显。虽然此后有所减弱,但近两年又有增强的趋势。
第一,增强军事情报领域的合作。
日美澳印四国加强双边军事情报信息的交换与共享。美澳两国情报领域合作较深入。2005年10月,美国宣布与澳大利亚分享绝密情报,加强两国军事机密和反恐情报的共享与合作。由此澳大利亚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享有此特权的国家。2008年2月,美澳签署《秘密间谍卫星协议》,加强地球空间领域方面的情报合作,监视亚洲地区。2013年,美澳又签署《空间态势感知谅解备忘录》,将共同建立一个C波段大功率雷达地面监测站,在澳大利亚安装太空监视望远镜,加强太空领域合作,构筑监视太平洋和印度洋,紧盯亚洲全境的太空防线。[11] 美日也加强情报领域合作。2006年12月,美日签署《地理空间情报合作官方文件》,共享各自掌握的他国地形、航道等地理情报,进一步增强和完善美日在亚太地区搜集情报信息的能力。2007年8月,美日又签署《军事情报保密协定》,将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作战、训练、共同研发的技术等情报作为保密对象,特别是关于导弹防御系统合作方面的情报共享与保密。澳印也开始加强情报领域的合作。2007年7月,澳印签署《情报共享安排协议》,2008年签署关于“情报对话”方面的协议。另外,日印在2008年的安全合作声明中也强调情报交换方面的合作。而日澳也于2012年签署《情报安全协定》,加强两国在军事机密和反恐领域的情报共享。此外,美印在反恐中已实现了首次军事情报共享,并且就共享中国军事外交情报、联合海军演习、朝鲜核试验问题等进行合作。[12] 可见,日美澳印四国已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情报信息合作,构建了一张严密监控中国及整个亚洲的情报网。
第二,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与转移。
美日澳印加强了军事技术研发、共享与转移的合作。一是美日、美澳同盟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已有深入的发展并不断推进。2007年9月,美澳签署《安全协定》,便于澳大利亚获得美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设备。而2011年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松动,更深化了日美军事装备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扩大了日美同盟的合作空间。二是美印军事技术合作加强。在十年防务合作协议中,美印加强了关于武器生产、导弹防御等方面的合作。2009年7月,美印签署《终端用户监督协议》,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装备和防务科技。而在2015年延长的防务合作协议中,美印加强了两国国防工业和军事技术研发的合作。三是日澳开始进行武器技术转让方面的合作。自签署《防卫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后,日本向澳大利亚转让“苍龙”级潜艇技术。四是日印也开始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2015年,日本向印度出口海上自卫队救援飞艇“US2”。显然,日美澳印之间已实现了高端军事技术的流动与转移。
第三,调整军事部署。
日本作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和“前哨”,成为美国增强战略部署的重镇。2005年,美日决定在日本国内部署美国新型雷达,提高两国防御系统的威慑力,遏制中国崛起。2006年,日美联合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冲绳县嘉手纳美军基地部署“爱国者—3”导弹。2007年,日本以朝鲜发射导弹为由,提前部署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对朝鲜、中国进行威慑与遏制。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推进和海军实力的增强,美国逐渐调整在遏华的第二、第三岛链的军事部署。一方面,日美调整军事基地和驻军规模,提升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2009、2012年,日美先后达成协议,将驻扎在冲绳的8 000名美军分别迁往关岛、澳大利亚和夏威夷。2010年,美日将美军普天间基地迁至冲绳县边野古地区。通过对驻日美军进行精简、有效、优化的配置,充分发挥日本自卫队的功能,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此外,日美决定在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建立自卫队与美军共同训练基地。随着2014年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日美同盟的功能得到强化。另一方面,日本加强西南防卫和军事部署。2006年以来,日本防卫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2009年,日本在那霸基地配备F—15战斗机,确立实效的防空态势。2010年,日本将在冲绳的陆上自卫队(即第一混合团)改编为第15旅团。另外,美澳加强军事基地建设,增强对澳军事部署。2011年,美澳达成协议和共识,澳向美开放更多军事基地或军港,美从2012年起陆续在澳北部的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增加对澳驻军规模,强化美在澳的军事存在。2014年,美澳签署兵力部署协议,推进驻军事宜和防务合作。而印度也在《国防年度报告》中声称,其对于中国在印度附近和周边的军事活动保持怀疑和警惕,并正采取必要措施发展必备的能力,以回击任何可能对印度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13] 美日澳印之间加强军事部署,剑指中国的意图昭然若揭。
第四,加强同盟与伙伴之间的关系。
2006年以来,日美澳印之间的双边关系得到加强。以同盟为纽带的美日、美澳关系进一步深化。虽然因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美日产生分歧,但双方仍本着深化同盟的准则修复了双边关系。同样,虽然澳大利亚在“追随美国”和“融入亚洲”问题上不断调整,有所倾斜,但是历届澳政府都在沿袭重视美国的外交路线。而日澳两国关系也不断升级,实现了全方位的发展,成为“新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美印关系升级为全球战略伙伴虽受到“外交风波”的影响,但在莫迪与奥巴马的互访中得到了修复。美国愈益重视印度,而印度更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置于首要位置。[14] 日印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升级为“特别的战略全球伙伴关系”。随着澳大利亚对印度铀禁令的取消,双边关系不断加强。日美澳印四国关系日益密切,试图构建“准同盟联合体”遏制中国。
(二)“软制衡”
日美澳印通过政治舆论主导、外交干涉、经济遏制、意识形态攻击等手段对中国实施“软制衡”。虽然在2006年后的最初几年,日美澳印对华的“软制衡”不太明显,但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行,这种制衡愈益明显。
第一,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从政治上主导国际舆论。
一是渲染“中国威胁论”,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破坏中国崛起的周边环境。渲染“中国威胁论”是欧美以及部分东亚国家为达到本国目的而惯用的妖魔化、诋毁中国的伎俩。它是以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恶化中国形象的方式,轻易对中国进行的一种“软遏制”。随着中国的崛起,传统大国对中国的戒心和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日渐增强,“中国威胁论”的市场不断扩大。美日澳印四国在公开出版的防务报告、安全报告以及演讲中含沙射影,散布“中国威胁论”。美国在2001年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以可能出现的“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来影射中国,而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更是将中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视中国为潜在的最大军事威胁,[15] 并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不断强调“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在地区的扩张”,[16] 渲染“中国威胁论”,为其加强在亚太的军事部署、维持地区霸主地位提供借口。而打着“中国威胁论”幌子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发展军事力量的日本,在2004年《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以中国为假想敌进行战略构想”,[17] 在2007年《防卫白皮书》中更是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强调必须慎重分析作为地区大国中国军事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对地区局势和日本安全的影响,[18] 此后在《防卫白皮书》中仍不断强调中国军力的强化和透明度问题,无端指责中国在周边海空的活动,明确表示密切关注中国发展动向,[19] 为其向海外派兵、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进国家正常化寻找托辞。澳大利亚也在《国防白皮书》中强调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关注,认为中国将是亚洲最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如果中国对其军事发展语焉不详,也不与其他国家沟通以建立对其军事计划的信任,那么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步伐、规模与结构已有可能使其邻国有理由担忧。[20] 而印度更是打着“中国威胁论”的旗号进行核试验,在2005年以来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强调“继续密切监视军费开支以两位数增长、核武器和导弹持续升级换代的中国军事现代化、中印边境基础设施发展以及中国与印度邻国特别是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关系,[21] 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地区和印度国家安全影响保持怀疑和警惕,[22] 视中国为威胁。日美澳印四国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幌子,误导国际舆论,孤立中国;插手亚太地区争端,干涉中国维权,遏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拉拢周边国家制衡中国。
二是推出“中国责任论”,试图拖垮中国经济,延缓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责任论”是近几年国际舆论对华的另一主要论调。它不同于“中国威胁论”明显的政治攻击,而是表现出一种“政治合作”的姿态,以“国际道义”的旗号试图引导中国进入美欧等西方国家设置的规则与轨道,约束中国的行为,削弱中国的实力。2005年,美国国务卿赖斯、副国务卿佐利克相继提出“中国责任论”。此后,美国在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以官方文本的形式明确了对华“利益攸关方”的角色定位。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更多期待,“中国责任论”不时被提出。美国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强调“欢迎中国以负责任的领导者与美国共同应对国际问题”。[23] 奥巴马也在2011年夏威夷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说“中国已经长大了”,期待中国成为“负责的领导者”。而日本也在2011年《防卫白皮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希望中国认识到作为大国的责任,遵守国际规范,以合作的方式积极应对全球问题”。[24] 倡导“中国责任论”的这些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版本的“中国责任论”,如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顺差、金融市场开放、国际债务减免、履行世界贸易组织(WTO)义务等经济问题,碳排放、能源、环境污染等全球治理问题,反恐、维和、地区安全事务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上,让中国贡献财力物力,承担更多责任甚至是美欧推卸的责任。这些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使中国陷入两难困境,如果中国在责任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很容易引发“替罪羊效应”,即一旦出现国际合作失败事例,西方首先指责中国,迫使中国承担破坏合作的罪名;如果中国在责任问题上采取较为妥协的态度,则容易引发“责任连锁效应”,即西方将会把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甚至一些与中国风马牛不相及的责任视为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25] “中国责任论”表面是欢迎、接受中国崛起,承认中国是崛起的大国,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实质是打着“国际责任”的招牌,用西方的博弈规则束缚中国,让中国承担更多的风险与挑战,拖垮中国经济,延缓甚至阻断中国崛起的进程。相较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是一种更高明、富有“道义感”和“协作精神”,极具迷惑性的“软遏制”。[26]
第二,插手地区事务,从外交上向中国施压。
日美澳印四国运用外交手段,彼此呼应,互相支持,向中国施压,阻遏中国对外战略的推进。在东海、南海等地区争端中,日美澳印抱团向中国施压、恶化争端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美澳表现出明确支持日本的立场,并且日美澳共同发表“反对任何有可能改变东海现状的强制性、单方面行动”[27] 的联合声明,阻挠中国对领土主权的维权行动,增强日本对抗中国的气势。而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日澳保持一致立场向中国发难,日印也就该议题发表所谓“基于国际法确保飞行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28] 的声明。在南海争端中,日美澳印四国作为域外国家干涉中国维权,搅浑南海局面。如在中菲黄岩岛争端中,除了盟友美国明确支持菲律宾外,日澳也积极追随美国,明显倾向于菲律宾,不仅加强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而且增强对菲军备援助。而在中越南海争端中,日美澳印四国表现出明显支持越南的立场,积极加强与越南的合作,抗衡中国。美国与越南正式建立军事合作关系,签署“军事医疗协议”,向越南提供援助,便于越南购买新的巡逻船。日本与越南签订“防卫合作备忘录”,向越南提供技术、设备等方面的援助。印度不仅与越南合作开发南海油气田,而且帮助越南提升武装部队实力。澳大利亚也明显增强与越南的关系,签订“国防合作联合谅解备忘录”,加强国防工业合作。日美澳印四国在南海问题上频频进行的战略互动与配合,不仅提升了菲、越的实力,而且助长了菲、越对抗中国的气焰和意志,给中国进一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增加了压力。另外,对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突破战后体制与和平宪法的制约,同时令中韩等东亚国家紧张和疑虑的行为,作为和平宪法制定者的美国在自相矛盾的逻辑中积极支持日本,澳印两国也高调支持日本。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四国战略互动,更是四国希望加速日本国家正常化步伐的体现,增强抗衡中国力度的战略配合。
第三,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从经济上孤立或挤压中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美国主导的区域性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澳、日加入TPP进一步扩大和夯实了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体系。而且,美国将利用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警惕心理,以经济诱饵引诱其加入TPP,构建美国主导的亚太多边经济合作框架,从经济上孤立、边缘化中国,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削弱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此外,由于TPP将中国排除在外,使中国融入和推动亚太一体化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第四,宣扬西方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攻击。
宣扬西方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一直是美欧日等西方国家对华进行“软制衡”的重要手段。日美澳印四国打着民主、自由、市场等共同价值观的旗号,加强战略合作。尤其是日本首相安倍宣扬“价值观外交”,标榜日本是一个崇尚和尊重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的法治社会,应加强与其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美、澳、印的合作,试图构建“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从意识形态方面孤立中国。
日美澳印以构建“民主同盟”或“准同盟”为目标,运用“硬制衡”和“软制衡”手段阻遏中国崛起。虽然对中国的外交和周边环境形成了一定的压力,但是无法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

三、日美澳印构建“民主同盟”失败的原因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美澳印首先尝试启动四方战略对话,构建“民主同盟”,对中国进行“硬制衡”。但是四方战略对话在刚刚启动不久便销声匿迹,导致日美澳印“民主同盟”的构想化为泡影。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的综合影响。
(一)金融危机的冲击
2007年,在日美澳印四国联合构建“民主同盟”遏制中国的同时,一场由次贷和信用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开始在美欧涌动,并随着华尔街金融风暴的发生而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萧条。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济严重衰退,中、印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作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端国,美国经济霸主地位岌岌可危,面临着空前严峻的挑战。而对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仍未走出低迷状况的日本经济而言,此次金融危机更可谓雪上加霜。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美澳印开展四方对话、组建“民主同盟”的步伐不得不放缓。
(二)日美澳印四国国内政治的变化
对于开展四方战略对话,日美澳印四国的热情也不完全一致。美国虽积极支持四国战略合作,但表现出谨慎态度。2007年8月,日本防卫相小池百合子访美时提出加强日美澳印在安保领域的合作时,美国国务卿赖斯当即提出异议,认为“这有可能向中国发出意想不到的讯号,应慎重推进合作”。[29] 而且,随着2008年奥巴马上台,对布什“单边主义”路线的修正,美国对华政策也有很大调整。在防范、遏制中国的同时,美国对华开展“巧实力”外交,加强与中国的合作,通过让中国承担更多责任来缓解经济危机的压力。
与中国保持紧密经济联系的澳大利亚为了尽早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也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为了推进中澳战略对话,避免刺激中国,澳大利亚表示不希望有一个正式的四边防卫与安全的战略对话。[30] 并且,在2008年2月中澳首次部长级战略对话中,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不推进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
在中、美、日、澳等国之间搞平衡外交的印度,急需获得外国资金和技术支持来推进自身的崛起,也不想因直接对抗而失去从中国获取更多经济利益的机会。而且,印度政府内部对该战略对话持慎重态度的呼声也很强烈。印度外交秘书希夫·尚卡尔·梅农曾告诫日本不要和中国展开“一方获益则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游戏”。[31]
作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倡导者的日本,则表现出非常大的积极性和热情。2006年,正是在安倍的积极推动下,开启了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但当时日本政局混乱,内阁更迭频繁,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安倍的突然下台使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失去了最积极的推手。而随着鸽派福田康夫的上任,安倍的价值观外交被抛弃。虽然麻生太郎继承了安倍的价值观外交,但是2008年以来美澳印对于进一步启动日美澳印四方战略对话的热情已冷却。更何况此后上任的鸠山对价值观外交更是嗤之以鼻。此外,日本国内也有部分人士对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持有异议。日本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曾指出,组建四国战略同盟“绝非高明的外交政策”。[32]
(三)中国积极自信的外交
对于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中国明确提出质疑和反对。由于中国的强烈谴责和反对,澳大利亚、印度甚至美国对于四方战略合作倡议变得犹豫。[33]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积极应对,在国内采取有效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内需,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在国际上积极承担责任,帮助他国,陆续在欧洲采购150亿元的商品,刺激贸易和投资活动。冰岛总理声称:“金融危机后,冰岛得到的最大帮助不是来自欧洲,也不是来自其他西方国家,而是来自中国。”[34]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体现了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和特有的中国魅力。正如世界银行顾问帕尼科·德梅特里亚德所言:“中国正在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并将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发挥积极作用。”[35] 中国积极自信的外交在提高中国影响力的同时,给那些试图围堵遏制中国的国家以有力的回击。
随着金融危机第一浪潮的消退,美日澳等逐渐走出经济不景气状态,印度也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安倍再次执政后又提出“民主安全菱形”战略,积极推进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构建四国同盟。尽管日美澳印加强了双边和三边战略合作,但是仍未能重启四方战略对话,直接结盟。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即国家利益诉求的变化。虽然在遏制中国方面日美澳印四国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四国同时还有其他的利益诉求。随着国家利益的再确认和诉求的变化,日美澳印四国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有了新的变化,对中国的制衡程度也有所不同。
中国与美国存在着战略性竞争和利益冲突,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将长期存在。但是,中美两国存在着战略性相互依存,在双边、地区与全球层面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中美冲突的代价远远超过中美合作的收益。美国希望中国在不挑战其霸主地位的情况下和平崛起,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美国在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与日本存在着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问题、东亚地缘政治经济与战略之争以及根深蒂固的安全困境。日本对中国的崛起持有非常复杂的心态,对中国采取非常明确的强硬对抗甚至敌视态度。因此,遏制中国将是日本长期的对华战略。
中国和印度存在着边界争端、印度洋地缘战略之争以及互为邻国的战略猜疑。印度对中国的崛起愈加警惕,平衡中国的意愿日益增强。但是与中国的实力仍有很大差距,迫切希望实现自身崛起的印度更需要与中国的合作。而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印两国也有着共同的利益与合作空间。
澳大利亚与中国既没有历史认识问题,也不存在领土纠纷,更没有明显的战略竞争。澳大利亚对中国不是“零和博弈”型的敌对与遏制,而是平衡与防范。[36] 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识有非常明显的改变。在2013年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明确表示欢迎中国崛起,明确提出不将中国视为对手。[37]
利益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家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并据此进行战略调整。遏制中国是日美澳印共同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但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才是日美澳印各自的着眼点。显然,在围绕遏制中国这一战略合作中,日美澳印四国还没有找到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尽管安倍不遗余力地推进四国战略合作,但在当前情况下,实现四国同盟还为时尚早。

结 束 语

日美澳印战略合作不仅是四国简单的外交互动行为与模式,更是亚太地区环境急剧变动下地区大国、中等国家重塑地区格局的构想与蓝图。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美国、推进东进战略的印度、构建中等强国的澳大利亚、争当政治大国的日本,四国各有打算,互为借重,通过战略合作与博弈,遏制中国崛起,谋取亚太地区秩序重建的主导权,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虽然日美澳印四国仍未结盟,但并不意味着四国没有结盟的可能。中国应抓住有利时机,理性应对,突破崛起困境。一是采取分化策略,破解其合纵连横的战略布局;二是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打破日美澳印对中国的海上封锁;三是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确立中国{ԌE{重要地位;四是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积极推进周边外交,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
[收稿日期:2015-03-04]
[修回日期:2015-03-23]
[责任编辑:杨  立]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