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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考虑“亚洲安全理事会”的可能性——--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量与前景
赵干城 2015-12-02
东亚地区 战略变量 安全架构 亚洲安全理事会
简介
东亚地区近年来不断出现争端,同时继续保持经贸快速发展,国际政治中安全与经济两大支柱作用在本地区得到集中体现。地区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摩擦与相互依存继续发展,域外势力日益加大介入力度,两者构成地区战略格局演进的动因,因此而产生的各种变量可能催生出对地区安全多边架构的需求。中国应发挥现行国际体系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目前复杂困难的局面中,引领新型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进程。
正文
东亚地区是现行国际体系中争议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同时又是经贸增长变化最为迅速的地区。与其他争议集中的地区不同,例如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使该地区成为争议集中的地区,但这种争议和经贸增长没有关系,甚至是负面关系,因此无论其结果如何,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力量对比。东亚地区则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东亚国家不但拥有在过去数十年最快的经济增长,而且她们所拥有的潜力也远远没有得到完全的释放,这意味着该地区虽然有大量尚未解决的争议,某些争议甚至具有一定的冲突可能性,但该地区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所发生的一切,却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从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格局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在向世界提供诸多新的变量。本文拟讨论这类变量产生的条件,以及因各种有利或不利条件产生的变量在什么程度上将改变东亚地区本身的格局,改变的动因和结果又将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国际体系的演进。
一、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现状评估
东亚地区是广袤的亚太地区的组成部分,从地缘上看,东亚由东北亚和东南亚构成,在国际政治的雷达上,东亚地区并不包括亚洲内陆国家和次大陆国家,也不纳入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例如俄罗斯近年来重视亚洲,并加入了东亚峰会,被称为俄的外交战略转向,所谓“双头鹰”政策,说明远东地区作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之前并未被纳入东亚地缘政治的范畴。说明这一点,主要是和下文将讨论的相对于东亚地区的域外势力有联系。本文讨论的东亚地域范围因此是指以中日为代表的东北亚和以东盟为代表的东南亚,这两大亚洲次区域所构成的东亚集中了中日韩三大经济体和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洋国家,她们作为一个群体,对亚太地区之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重心做出了主要的贡献,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历史遗留和现实政治的诸多因素,在她们之间仍然存在一系列尚未解决的问题。东亚地区尽管是后冷战时期最为和平的地区,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但遗留的问题导致地区战略格局呈现出一系列潜在的不稳定现象。
首先,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安全同盟企图主导地区战略格局,使本地区安全格局服从于乃至于服务于这些安全同盟的需要,而在实践中,冷战时期遗留的结构组织与今天的东亚地区安全需要并不配套,日益显示出疲态。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意图,继续主导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体系,大力鼓吹这些同盟的有效性,并出台新的战略,以挽回颓势,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声称的这类同盟的目的逐渐模糊,甚至失去可信性,例如美国承诺为盟国提供的保护,因为美国之前在亚洲连续进行的两场战争并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明,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阿富汗,美国军事干预的结果都乏善可陈,直至导致今天被广泛讨论的美国衰落论,这自然使包括美国的盟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其声称的保护提出疑问。而在东亚,这种疑问涉及的却是东亚的两大主要经济体:日本与韩国。
其次,尽管美国在国际体系中已经遭受到较大挫折,反映在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的一系列战略调整以及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大量辩论上,但美国坚持其将继续维护主导地位的能力和决心都不容置疑。2014年在西点军校纪念会上奥巴马声称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100年,但又强调美国虽仍拥有“最强大的锤子,但世界上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必须用锤子去敲打的钉子”,[1] 颇为典型地反映了美国的矛盾心态。而美国强调的世界领导地位,在美国看来,似乎特别明显地反映在东亚地区,不仅因为东亚是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中心,也是美国最可能遇到挑战的地区。2014年4月,奥巴马访问日韩和菲律宾马来西亚这四个东亚国家,发表大量美国如何应对挑战的言论,强调了美国仍然要依靠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战略同盟,全然不顾世事的变化,同时也对包括中日争端和南海问题都提出了一些新的听上去也更强硬的说法,其中不乏众多针对中国的言论,似乎美国已经放弃了在这个地区的主权争端上不持立场的一贯做法,例如此访形成的美日联合声明把钓鱼岛争端适用于两国安保条约,与菲律宾则达成防务合作条约,不但确保美国海军重新进入菲的基地,而且美国也承诺将参保菲律宾的防务。[2]这种美国一厢情愿的战略格局是否可持续呢?
再者,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信心下降,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国是否衰落正在发生辩论,这些对当今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的恐怕就是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之争,将中国的兴起置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虽然迄今为止,中国从未对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提出过所谓的挑战,中国的发展本身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爆炸性新闻,而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按照中国自己的说法,就算是要达到所谓小康的地位,也仍需做出长达十多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努力,然而美国及其盟国在经历了后冷战时期漫长的国际体系主导地位后,似乎突然发现了中国的挑战者地位。美国在2010年前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时间节点上,和中国在同时期首次以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者间似乎存在某种契合点。所以中国说什么或做什么反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国怎么看中国,这却是中国可能难以施加很大影响的或根本无法改变的。
上述因素产生的综合性结果之一可能是地区战略格局正处于动荡变革的前夜。一方面本地区的强劲增长远远未结束,即使是在后冷战时期经历过巨大颓势的日本经济,在与中国经济的互补过程中也焕发出新的动能,更不用说其他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大部分东亚国家来说,发展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或解决了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加大关注和投入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访问印度时双方愿意将两国关系定义为“发展伙伴”的道理,尽管中印间存在着相当广泛且不易解决的问题。[3] 在整个东亚地区,对发展的重视程度最大的恐怕莫过于中国了。而另一方面,中国重视发展所产生的结果,即中国的兴起,以及有争议的美国力量正在下降甚至衰落,在这两者之间,则是其他东亚国家看法的改变,以及政策上新的选项的出现,这些都导致东亚地区战略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总体上评估,东亚地区新的不确定性可能已经压倒原有格局所代表的稳定,这对地区和平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对国际体系的演进施加很大的压力。从这个角度衡量,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现行国际体系主导力量,都必须重视东亚地区战略格局新产生的变量,以及可能的后果。
二、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新变量
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新变量是由一系列事变所体现出来的。2010年中国的年GDP总量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尽管从力量对比上看,中国的兴起在这个总量上尚远远不足以构成战略格局改变的根本动因,但中国的这个变化所代表的趋势却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东亚地区自那时起产生一系列事件客观上绝非偶然。
首先是中日关系由之前的“战略互惠关系”逐渐朝着消极的方向发展,新的共识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原有的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已然异动起来,至2012年4月,日本右翼代表人物之一、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突然发表所谓“集资募款购买钓鱼岛”的言论,率先挑起了中日关系新一轮危机,同年9月日本政府宣布将这个双方有着极大争议的岛屿群进行所谓的“国有化”,单方面改变了钓鱼岛的现状,导致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并做出一系列回应,自此双边关系陷入下行轨道,迄今不但在钓鱼岛问题的争端上未见转折,而且日本自那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调整更预示着中日关系将进一步趋于复杂化,从而构成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一大变量。这个变量的基本动因是现代东亚地缘政治争斗的结果,因此从一开始就不大可能是战略性的“互惠”性质。
中日虽有“一衣带水”的悠久交往,但由于海洋的地理阻隔,中日历史上从来不是关系密切的紧邻,因此也很难说双方有了解对方的强烈兴趣,即使日本文化大量借鉴自中国,但在日本看来,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借鉴结果的日本化进程,用今天的术语来说,这种进程其实也是所谓“去中国化”进程,以至于某些日本政要甚至发表“日中关系千年来不曾圆融发展过”的看法。[4] 这种局面因近代科技和经济发展而改变,而且是以非常消极的方式演进的,即日本的扩张野心与中国的固守大陆霸主地位之间的冲突而展开,这种冲突导致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从此开始了剧烈震荡和变动的进程,迄今仍未结束,但在这个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介入了大量外部势力。从这个角度观察,自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在东亚地区,日本实际上以“新兴大国”的面貌出现,中国则因其传统的国际地位而成为“守成大国”,所以如果在东亚地区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那也首先是在中日之间出现的。日本的挑战以失败告终,但在东亚地区获得霸主地位的却是在战后领导西方阵营的美国。这个格局当然也是战后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
由于日本从未在东亚地区得到过主导地位,战后更屈从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因此日本将中国的兴起视为对日本的威胁或挑战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政策实践中,都不存在一个大国要挑战一个小国的问题,更不存在一个新兴大国要挑战在本地区从未有过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问题。所以东亚地区中日关系出现新变量的主要动因恐怕还是传统的地缘政治争斗,即日本不甘心成为东亚地区的二流国家,在美国力量持续衰落的背景下,日本恐再生一争之意。
其次,由于南海岛礁主权与权益争端逐渐显现,各声索方在新形势下都在调整策略,不断推出巩固和扩大自身利益的措施与方案,原有的双边谈判机制或者被一些声索方单方面放弃,甚至不顾他方意见,采取单方面行动,如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诉或请求仲裁,企图先声夺人,破坏了通过双边谈判寻求和平与稳定的机制;或者试图将东盟引入争端,形成东盟对中国的阵势,从而在客观上使有关争端的双边磋商机制陷于停滞。南海争端的内在条件迅速变化,为外部势力的干预插手提供了新的环境,构成东亚地区安全格局的新变量,这些外部势力既有传统大国美国,也有新兴大国印度等,东亚地区格局因而呈现出扑朔迷离的状况。
外部势力的干预形式各异,但其基本宗旨是类似的,即视目前的东亚地区局势为机遇,努力提升各自在该地区的存在。这种存在可以是军事的,如美国于2014年通过奥巴马总统访问菲律宾之际实现了重返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目标,甚至在以前撤出的基础上还有所扩大,[5]将此置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下审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沙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的争端显然成为美国实现其亚洲战略的一个机会,从而在物理的意义上实现了美军所谓“重返”亚太目标。这种存在当然也并不一定是军事的,例如印度宣布与越南合作勘探南沙海域的石油天然气,就是以经济合作为旗号,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印度在东亚有争议的地区的存在,更使印度有理由坚持印度在本地区有“利益”需要捍卫。[6] 对这种存在目前还不容易清楚定义,亦很难说印度通过此就一定获得了在东亚地区战略格局中的某种话语权,但印度坚持要在东亚地区实现存在的意志还是很明显的。这些外部势力的介入不仅复杂化了本来就很困难的地区争端,而且因这些外部势力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因而也对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变化增添了新的因素。
再者,东亚地区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和外部势力日益加大的介入导致产生地区格局的另一个变量,即地区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化互动呈现新的格式与趋势,包括东盟10 1和10 3机制的外延扩展,进一步发展成10 6;东盟地区论坛系列会议机制进一步纳入东盟和对话伙伴国的防长扩大会议,包括了美国与俄罗斯,对本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明显上升;以及东亚峰会机制亦已扩展到18个正式成员,其中当然包括了诸多非东亚的国家。这种趋势对东亚地区战略格局肯定将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效应之一可能是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
东亚是否需要一个地区安全机制,这目前尚无定论,而对这种机制的涵盖范围和名称也没有共识可言,例如这样的机制究竟是“亚太地区安全架构”,还是“亚洲安全机制”,两者间显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在定义上也有诸多可供讨论之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多边安全架构的建设已经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例如李克强总理2013年在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时表示“中国支持建立一个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设想,”[7] 而在2014年5月中国主办“亚信峰会”时习近平主席亦阐明了中国支持建设一个“亚洲安全机制”。[8] 这类政策性的表态显示了中国领导层已经充分意识到本地区的机制建设正在出现的新变化,这类变化的动因固然比较复杂,但这种因东亚地区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出现的地区机制性变量与中国的兴起显然是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美国仍然坚持的双边安全同盟,都将中国视为主要对象,与此同时,美国亦日益积极地参与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多边机制讨论。美国的意图究竟何在?美国是否也主张在本地区加快建设多边安全架构的步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恐怕要回答这类多边安全机制,如果建立,与现有的美国掌控的双边安全同盟是什么关系?特别是如果在本地区成功建立起有效的多边安全架构,那继续保持双边安全同盟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另则,东亚地区战略格局最核心的变量仍然是主导或可能控制本地区的各种力量彼此之间的消长,在这个范畴内,应当说地区内外的力量都处于理论上相等的地位,即无论是名副其实的东亚国家还是非东亚国家,只要出于这样或那样理由认为自己必须要在东亚保持或扩大其存在,进而发挥其影响力,那么这些力量之间的均衡或非均衡都将对本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判断所谓“中国的崛起将把美国的力量赶出东亚地区”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同理,将中国主张“亚洲人管理亚洲事务”观点[9] 解读为中国要“独霸”亚洲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东亚地区成长为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心地区,因而必将成为世界主要力量关注的中心,这是域外力量越来越多介入东亚地区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将随着美国力量与利益的消长而变化,因此很难设想,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如果日益减退,美国仍然会坚持在这里保持巨大的存在;或者美国的力量仍然保持着超级大国的唯一地位,美国会减少在这个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的存在。中国是否有所谓“驱赶”美国的动机并不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地缘政治在东亚的演进有其自身的规律,认清这种规律的本源有助于理清东亚的纷繁形势,其中的关键当然是主要大国的力量消长。由于这个因素,美国是否衰落的辩论就成为判断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决定性背景;同理,中国的兴起是否会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头号大国也成为一个议题,尽管这种预测离现实颇远,与中国对自身的理解甚至更远,例如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根据被广为接受的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或者建构主义,发展中国家总是被理解为被动接受国际体系固有安排的行为方,即使这种安排并不令发展中国家满意。而这与中国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也是颇为一致的,例如习近平2015年9月访问美国在西部城市西雅图发表政策演讲时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10] 这种立场的宣示在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声明中一再出现,显示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理解是建立在维护现状为主持续改进为辅的“准修正主义”基础上的,其中并不包含中国希望通过挑战甚至颠覆现行体系来满足中国的需要这种咄咄逼人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研判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发展前景,可能需要一些新的思路。
三、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前景
本地区战略格局的前景与上述因力量对比变化及其他原因而产生的变量紧密相关,从这些变量中可以观察到地区格局变化的迹象和趋势。由于东亚地区是今日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重心,因此也引起了域外主要力量的高度关注,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东亚地区的博弈和相关进程中来。东亚峰会从成立之初的13个成员很快扩展到今天的18个成员,而且新加入的成员包括了美国俄罗斯印度这样的大国,说明东亚地区格局的博弈也进入到了新的高度。其中不但有地区内各成员之间的互动,更有域外势力日益加紧参与或干预本地区问题而产生的博弈,这两个过程之间的界限事实上也不是绝对分明的,而是常常有交叉和交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可能导致地区格局的演进产生较复杂的多面现象。
其一,地区内的双边博弈格局因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将长期存在。以中日为代表的区域内大国既是发展和增长的主要力量,也是因存在的种种问题而产生矛盾摩擦的主要博弈方。2012年爆发的钓鱼岛争端深刻地反映了东亚地区现有的博弈格局的广度和深度,即日本率先挑起的这轮危机看上去似乎是围绕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的,但从日本嗣后不断采取的行动,包括改变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性质、赋予自卫队赴海外交战的权利、内阁不顾民众大量反对意见,强行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等等,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在对外战略上谋求全新布局的意图。这种意图究竟是什么现在仍需观察,但日本的战略异动必然与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有着密切关系,钓鱼岛危机只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中日作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两个大国,是决定地区战略格局如何走向的最重要因素。纵观中日关系自钓鱼岛危机以来的变化走向,可以看出两国已经较难走出“战略互困”的局面。日本的行为一而再地触发中日关系向下行的走势,应当说是根据日本自身的战略需要来制定的,无论中国以何种方式应对,恐怕都不会改变日本的行为方式。同时,钓鱼岛危机作为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引子作用亦已完成,其重要性可能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中日将在一种全新的战略格局中博弈。
其二,南海岛礁主权与权益争端可能加快本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南海争端的所有声索方均为东亚国家,如果争端能够通过声索方之间的谈判得以淡化、搁置甚至某种程度上的解决,则南海争端本身与地区战略格局没有多大关系。但这并不是事实,也不大可能成为可预见的现实。由于声索方之间对如何平息争端的共识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个别声索方为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包括诉诸国际法庭、极力引入外部势力干预等等,以抗衡中国在力量对比上具有的优势,这使得南海争端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东亚地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这将产生诸多效应,其中一个效应可能是因各声索方之间达成共识的空间逐步缩小,因此而产生的博弈格局因外部势力的介入导致新的均衡格局的诞生。由于冲突不是任何一方所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以这种新的均衡格局将以何种面貌出现仍然存在很大变数,例如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度等都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方,但又在不同程度上认为自己是利益攸关方,为介入南海事务寻找理由,有些外部势力已实质性介入,美国则最具代表性。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复杂化,有可能催生出地区安全架构,特别是如果“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谈判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结果的话。
其三,美国在本地区的领导作用可能呈现下降态势。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一度得到加强,包括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因美国继续大力维持冷战时建立的盟国体系,以及在力量对比上美国的超强地位,这些因素导致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在21世纪初也达到顶点。但“花无百日红”,随着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战争的进行,美国的势头遇到严重的挫折,可能陷入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过度扩张”陷阱。[11] 阿富汗这样一个伊斯兰小国,美国竟然在那里进行了长达13年的战争冲突,迄今尚无完全解脱的迹象,成为美国历史上进行时间最长的战争。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导致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出现衰退的趋势,迫使奥巴马政府进行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看上去是一个进取性的策略,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已经面临的挑战,美国的军费开支更已经从本世纪前十年的顶峰时期下降。尽管有众多美国学者极力论证美国的能力并没有下降,奥巴马总统亦声称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100年”,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已经需要学者去极力为之争辩的事实显示美国可能已经过了巅峰时期。[12] 而美国地位的下降在东亚地区的效应远未体现出来,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美国近年来连续要求其盟国承担更多义务,例如要求澳大利亚扩大军费开支,支持日本安倍内阁一系列以重建日本防务能力为目的的行为等等,无不体现出美国在东亚地区奉行的一种新的战略,这与本世纪初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潮泛滥时声称的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同时打多场局部战争的态势相比,美国实力下降恐怕是美国人已经意识到的问题。
其四,中国的兴起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力量格局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过程同样远未完成。根据中国领导层立下的目标,到2021年,期望能够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即中国届时可能也只是刚摆脱中低收入阶段,逐渐迈向小康型的中等收入状态,真正实现富裕也就是高收入的状态尚需数十年的时间,如果发展都还顺利的话。按照中国自身的评估,也许可以比较有把握地预测,中国在东亚地区仍将以有巨大影响力但并不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身份立足。更重要的是,中国并不寻求霸权国家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并无这个意愿,尽管中国的兴起与美国地位的可能衰落正在形成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此消彼长态势。这个局面当然比较诡异,因为美国并不从意愿角度判断中国的发展趋势,而是力量,美国因此认定中国的力量兴起才是21世纪出现“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这在美国学者的论述中并不是陌生话题,虽然政要公开论述有所不同。[13] 应当说美国的看法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证根据,但这并不表示这个陷阱是不可避免的,就算以美国自身的经验来看,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体系主导地位实际取代的是之前的大英帝国,这个过程是和平的,尽管美国打败的是德国与日本,但后者与美国的关系也许都可视为新兴帝国的争霸关系,而不是所谓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而将所有这些争霸的历史来类比今天的中美关系其实都很勉强,也完全不顾新的现实。
中国在当今国际体系的现实是中国已经从该体系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即中国通过融入该体系而发展,成长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中国与世界的结合度日益紧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亦快速上升,这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后者也正是当今国际体系的主导力量,因此无论是中国挑战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兴起,都完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从这个角度观察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发展前景,仍然坚持将中国视为挑战者或颠覆者是不符合实际的,尽管中国兴起蕴含着改变亚洲力量对比和国际体系结构的可能。
因此,需要思考的是亚洲究竟建立什么样的安全架构比较可行。中国领导人已经表明支持在亚洲建立覆盖面较广的安全架构,认为亚洲的事务应该由亚洲人来处理,同时中国也并不排斥在本地区有重大利益的域外势力继续保持其合理的存在,以共同维护亚洲的和平与稳定。这个立场也许指向亚洲安全架构的两个发展方向:即讨论已久的亚太安全架构和最近提出的亚洲安全架构。两者有相同点,亦有区别,前者显然将容纳更多的域外势力,后者则更关注亚洲大陆的格局。如果以东亚地区战略格局未来发展前景考量,则亚太地区架构在地理上比较更吻合,但以历史和现实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因素来考量,建设该架构的难度似乎更大;另则,建设亚洲安全架构的主张则很容易被理解为排斥域外势力的进程,从而导致积极响应者可能有限。在此两难境地,中国应发挥现行国际体系的建设者与贡献者的合理作用,首先与各大国商讨建设一个不明确指向特定地域的亚洲安全理事会的可能性,以打造一个新型的亚洲多边结构,其核心成员理应是亚洲主要大国,但也无需排斥在亚洲发挥重大作用的域外大国,毕竟东亚峰会机制成立10
多年来的进程显示,重要的不一定是成员国的地理属性,而是机制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东亚地区战略格局的下一步演进在未来的亚洲多边结构中必定将成为最重要的议题。

文献来源:《学术前沿》


注释:

[1] “President Obama’s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West Point”,28 May, 2014,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translations.state.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05/20140528300220.html#axzz34JbWoZc9
[2] 甄泽浩:奥巴马访问亚洲四国的“得与失”,人民网,2014年5月1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0501/c1011-24963816.html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年9月19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9/c_1112555977.htm
[4] 例如日本副首相兼财长麻生太郎2013年5月4日在印度演讲,声称“在过去1500多年历史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未曾有圆满发展”等等。见“环球时报”,2013年5月6日报道,“日副首相发表涉华不当言论”。
[5] 根据美菲签署的“强化防御合作协议”,美军不但将重返于1992年就已撤出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而且可能在吕宋海峡的巴丹群岛和巴拉望岛的牡蛎湾等地新建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基地,后者因距离中国主张的“九段线”更近。菲律宾方面并不掩饰此举目的,“菲律宾将美国视为当然盟国,认为美国可以威慑中国”。“美军将再次入驻菲律宾”,网易新闻,2014年4月29日,http://news.163.com/14/0429/04/9QVJV2UT00014Q4P.html
[6] “越媒:印度勘探中越南海争议区油田,遭中方警告”,中华网,2015年9月11日,http://military.china.com/news/568/20150911/20372450.html
[7] “李克强参加第八届东亚峰会就东亚合作提三点建议”,中新网,2013年10月1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11/5362399.shtml
[8] “习近平在亚信第四次峰会的主旨演讲”,中国新闻网,2014年5月21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4/05-21/6195322.shtml
[9] 同上
[10] 习近平在西雅图市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讲(全文)_中国政协_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ppcc/2015-09/23/content_36662360.htm
[11]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过度扩张是历史上大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通常也是霸权国家必然选择的道路。见该书“序言”,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北京
[12] 例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近年来发表诸多文章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论证,代表作为2015年出版的«美国世纪结束了吗?»,时代周刊为此发表书评,认为“美国在世界范围还没有真正的对手”。布赖恩·沃尔什:“约瑟夫·奈: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引自“参考消息”,2015年3月23日,北京
[13] 例如2015年9月24日,奥巴马在欢迎习近平访美的仪式上表示美国并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是两国不可避免的宿命。见“拒绝修昔底德陷阱,习奥共划底线”,“环球时报”报道,2015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