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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列文与俄罗斯研究中的帝国视角
封帅 2015-10-30
多米尼克•列文 俄罗斯 帝国 边缘
简介
“帝国”是俄罗斯研究中的经典研究视角,而多米尼克•列文的研究则是研究领域对于帝国视角最为清晰的阐述。他通过对俄罗斯以及其他传统帝国历史的研究和比较,建立了别具一格的帝国理论,并据此成功预言了苏联的命运。他将俄罗斯从罗曼诺夫王朝以来的历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苏联的建立和瓦解都是俄罗斯在面对现代帝国的困境时所作出的选择和必然的结果。作为欧洲边缘“第二世界”的代表,俄罗斯始终在学习欧洲和对抗欧洲的历史循环中反复纠缠,告别帝国历史是俄罗斯最好的选择。列文试图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帝国理论,尽管这个目标尚未完成,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学习的意义。
正文
“帝国”(Empire)是一个在当代国际俄罗斯研究领域出现频率颇高的理论概念,它通过对俄罗斯历史的总结与分析,提出了一种内生性,且带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的解释思路,从而为俄罗斯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内在联系的国家行动逻辑提供了宏观的解释框架,充分彰显了历史学理论对于当代俄罗斯研究的深刻影响。然而,由于帝国概念自身存在一定争议,且围绕其建立的帝国理论系统庞杂、并未形成完整精确的理论体系,给研究者的应用和学习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因此,选择其中最经典的论点和最清晰的阐述加以分析和介绍,从而达到理解“帝国”理论的目的,对于问题的研究和教学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体来说,在当代俄罗斯研究领域中,对于“帝国”理论的阐述,当首推英国历史学家和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Christophe Bogdan Lieven)。列文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当代英国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之一,在沙俄史和苏联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作为俄国后裔,列文家族在沙俄时代属于大贵族阶层,因为革命的爆发而移居英国。多米尼克·列文生于1952年,自幼受到良好教育[①],1973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历史学专业, 1978年起在任职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2001年当选英国科学院院士。[②]他的主要代表作品包括《帝国:俄罗斯帝国及其竞争对手》[③],《剑桥俄国史》(第二卷)[④],《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决战:鏖战欧罗巴1807-1814》[⑤]等。在研究中,列文擅长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格局中找寻俄罗斯国家与民族变迁的方向,而且尝试从俄罗斯历史文化中所特有的理论视角理解俄罗斯独特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正是基于对沙俄历史的精确把握,使其提出了以“帝国”视角理解苏联的学术论断,并且成功地预测了苏联体系的瓦解。[⑥]成功预言苏联解体,不仅为列文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也迫使所有俄国问题的研究者重新思考苏联研究中的很多基本观点和立场,极大地推进了当代国际俄罗斯研究的发展。这也成为了苏联学研究史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神话之一。
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根据列文对于“帝国”概念和理论的研究进行概括和总结,理解和把握列文对于帝国的认知,以期对这一当前国际学术界流行的“经典”帝国理论进行梳理,并且对其历史地位和价值进行评价,为今后俄罗斯研究领域的帝国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一、俄罗斯:欧洲边缘的帝国
在列文的语境中,“帝国”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历史上一种最为常见的政治形式,从远古时期到20世纪一直存在。”[⑦]对于帝国的内涵,不同时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一般来说,帝国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帝国必须是“能够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关系中留下自己独特印记的大国……管辖着庞大的领土和人口”[⑧],管理巨大地理空间和协调多民族之间矛盾往往成为帝国最为棘手的难题。其次,“军事实力是创建和维持帝国的关键因素……大多数帝国都由一个理论上的专制君主和军事贵族阶层联合统治”[⑨]。尽管为了帝国的存续,很多情况下,帝国也会建立相应的官僚机构,但总的来说,“帝国都是非民主政体……帝国的统治并不依赖于人民的赞同”。最后,“帝国往往与世界性宗教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存在某种联系”,这也使帝国这一政治形式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⑩]
列文并没有试图用一个封闭的排他的定义来描述帝国,他通过对于几个基本特征的描述,勾勒出一个群体式的帝国形态,列文认为,历史上的罗马帝国,秦汉时期的中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土耳其、以及大英帝国都属于帝国的范畴,都拥有典型的帝国政治形态。而17世纪以来的俄罗斯,更是“当之无愧的帝国俱乐部成员”[11]。从领土扩张的角度来看,沙俄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范例,从东欧、高加索到中亚、远东地区,其领土的广大和国内多民族的复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从宗教和文化角度来讲,在沙俄时期,无论是东正教的传播,还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进入20世纪以后,俄罗斯又成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国家,亲手塑造了20世纪的世界格局。从政治体制来看,俄罗斯一直有强烈的威权主义传统,军事力量也一直是维持庞大国家的重要手段。从俄罗斯几百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帝国是俄罗斯最基本的特征。
但另一方面,“沙俄的历史不仅属于整个帝国历史的一部分,更加特别的是,它也具有欧洲扩张的现代意义。”[12]在列文的宏观视野中,俄罗斯的扩张过程本身就是欧洲所代表的现代性向世界范围扩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国的扩张依靠的是它们所‘进口’的欧洲制度、科技、甚至军事和社会人才。……这种扩张背后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便是欧洲文明的‘使命’……这种现象在1917年以后也没有改变。”[13]列文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俄罗斯(苏联)在器物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都从欧洲学习借鉴了很多内容,一直以来,俄罗斯都被认为是一个欧洲大国或者欧洲帝国,它根据欧洲大国的模式构建了自己的政权形式和国家的身份认同。
当然,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在列文的眼中,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大陆国家,这种边缘的地理位置给俄罗斯带来了相当复杂的影响。
第一,欧洲边缘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更容易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经过几个世纪的拉锯和战争,17世纪以来的欧洲大陆处于均势的状态,各大国力量相对平衡,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占据压倒性的优势。但与此同时,随着欧洲地区科技和文化的进步,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后,相对于亚非其他国家来说,欧洲的优势地位已经非常明显。相对于主要欧洲大陆上的奥利地等国而言,位于欧洲边缘地带的俄罗斯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更容易走上帝国扩张的道路。“在金帐帝国崩溃,以及土耳其衰落之后,在南欧和西伯利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真空地带。对于这些空间和资源的控制是俄罗斯作为欧洲大国的必不可少的根基”。[14]对于俄国来说,只要在竞争中压倒同样处于边缘地带的土耳其,向东扩张并不是一个难题。作为欧洲一部分的俄罗斯可以从欧洲大陆源源不断地吸收先进技术和思想,而作为伊斯兰教国家的土耳其却根本无法做到,因此,在长时间的竞争中土耳其的失败也就难以避免。在不断的扩张中,俄罗斯逐渐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第二,边缘帝国的模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的政治特征。尽管在与土耳其、波兰、中国清朝的竞争中可以稳占上风,但从经济实力的角度来说,俄罗斯仍然属于“欧洲边缘的第二世界(the Second World),更适合与意大利、西班牙而不是英国或者德国相提并论”[15],作为另一个欧洲边缘的帝国,英国凭借其经济上的突出地位,可以放心地对本国殖民地实行“间接管理”,主要依靠殖民地本地居民进行管理,通过经济和贸易联系维持对帝国的控制。但由于俄罗斯在与欧洲的对比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因此无法通过经济的手段保证帝国周边地区始终具备足够的向心力,因此,为维护帝国的完整,它只能通过直接控制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帝国。而“在治理帝国的时候,专制主义比自由民主容易得多。”[16]地缘和经济实力上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的政治特征,正如列文所说,“俄罗斯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传统的军事和王朝帝国”,是一个典型的“独裁的、中央集权式的大陆帝国。”[17]
第三,边缘帝国的地位使俄罗斯必须面对来自欧洲的双重挑战。作为欧洲边缘的帝国,俄罗斯是欧洲均势体系重要的参与者,也被迫直接面对着来自欧洲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又有意识形态领域的碰撞和冲击。由于欧洲各国在科技实力上普遍强于俄罗斯,为了维持帝国的利益和生存,俄罗斯必须维持帝国的规模,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在竞争中获胜。而且在竞争中,俄罗斯必须不断学习欧洲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政治管理方式,提高国家文明程度。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欧洲文明中民族主义和民主意识形态也自然传入(俄罗斯)帝国,从长期来看又影响了帝国的生存”[18]。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欧洲边缘的帝国来说,欧洲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它既是“(帝国)模式的来源,又是学习的榜样,也是最主要的挑战”[19]。
列文坚信,俄罗斯首先是一个帝国,其次是一个位于欧洲边缘的帝国。“帝国”与“边缘”构成了列文对俄罗斯研究的基本立足点,从这两个观念出发,列文逐渐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帝国理论体系。
二、现代帝国的困境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帝国是文明与现代化的同义语,“它代表着进步……引领着人类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财富和自由”。[20]然而,正如列文所指出的那样,当历史进入19世纪后期,强大的帝国却不得不开始正视一个严酷的现实,即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民族主义思想和欧洲民族国家的迅速崛起,使得帝国模式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困境。
民族的概念久而有之,但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则是启蒙运动之后的事情。列文认为,“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学说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21]民族主义学说认为,“主权属于民族国家(nation),换言之,属于公民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citizens)。”[22]法国大革命的深入和拿破仑战争将民族主义的理念传遍了整个欧洲大陆,通过语言、文化、历史等符号形成的共同身份认同,以德国统一为标志,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更加有效的政治形式逐渐在欧洲大陆发展壮大。
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帝国来说,(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最值得警惕,最致命的理念。”[23]一方面,多民族共存是帝国的基本特征,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会自然唤醒帝国内部各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自治和独立的渴望。对于像俄罗斯帝国这样有一百多个民族的庞大帝国来说,民族主义一旦兴起,必然成为帝国解体的祸根。另一方面,主权在民的思想更是彻底地质疑了皇帝和贵族的特殊地位。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帝国模式的政治合法性,那种建立在“神圣使命或更高等级文化”[24]基础上的政治统治逐渐动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帝国的全球扩张使得民族主义思想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殖民地精英通过在宗主国的学习,迅速理解和接受了这种观念,并且通过与本土文化传统的结合,形成了强大的民族认同,逐渐在帝国内部产生了形成了民族独立运动。
从外部来看,在民族主义思想全球传播的背景之下,以德国为代表的部分单一民族国家的保守派政治精英(如俾斯麦)开始积极主动地利用民族主义思想,极大地唤醒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实现国家统一,构建了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与帝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由于双方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这种竞争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般国家间竞争的范畴,显示出更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竞争的意义。如果帝国在这场竞争中落败,那么帝国的合法性就将丧失殆尽。帝国必须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强大,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但更为矛盾的是,为了保证帝国自身的强大,帝国就必须努力维持庞大的空间,控制多民族的人民,才能够为国际竞争提供足够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但这又会进一步激化民族矛盾,加速帝国解体。对于欧洲边缘的俄罗斯帝国来说,相对于欧洲大国,它在经济和技术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在大国竞争中获胜,必须持续不断地向欧洲学习,从而推进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又必然促进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思想在帝国境内的传播,从而瓦解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对于帝国的忠诚,使这个多民族帝国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25]
列文发现,“帝国所面对最大的困难就是它需要同时应对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挑战,而它们带给帝国的影响却是完全相反的。”[26]“从内部来说,最大限度的去集权化,文化自由,分立制衡以及由民众分享权力不仅是最人道和文明的政策,从长期来说,这也可能是限制民族矛盾的最佳手段。然而,这样的政策几乎不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的军事和财政资源,根本无法应对外部挑战。”[27]随着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模式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外环境和思想的复杂变化,从而在国际竞争中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这就是所谓“现代帝国的困境”。
在面对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困境时,古老的帝国都被迫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理的应对策略,以争取维持帝国的生存。最常见的战略包括以下几种:第一,英国战略。“尽可能将帝国团结在核心民族周围”[28],通过经济、文化的示范效应保持对殖民地的吸引力。这种方式在一定时间里延续了不列颠帝国的生命,但随着英国影响力的削弱,殖民体系自然解体。第二,哈布斯堡战略。采取适应性的战略,顺应国内多民族状况对于帝国的政治要求,“将传统的威权主义帝国转变为一个多民族联邦主义国家”[29],奥地利帝国也发展成为奥匈帝国。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战略,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洲共同体也奉行了同样的政治模式。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环境下,这种战略根本无法应对敌对国家的挑战,最终在一战之后土崩瓦解。第三,奥斯曼战略。1918年之前,在对付亚美尼亚人的反叛时,土耳其帝国采取了“最极端最恐怖的战略,以种族灭绝式的方式来摧毁那些对于帝国内部民族同质性产生威胁的人,从而保证帝国的生存。”[30]这种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只会加速帝国的崩溃。
在列文看来,1850年以后,沙俄帝国就一直在疲于奔命地应对帝国的危机。沙皇和精英阶层努力通过各种方式维持帝国的生存。在经济政治方面,既给予边缘少数民族地区以物质和政策上的优惠,又积极吸收地方政治精英参与中央政府,维持政权与地方贵族的联盟状态。[31]同时严厉打击乌克兰等地区的独立运动,阻止独立的地方民族意识形成,在组织上瓦解独立的地方自治团体。在思想文化方面,利用宗教、语言和传统文化习俗等因素,推动整个帝国民族意识的形成,并且试图将沙皇与俄罗斯的文化符号联系在一起,以维护沙皇的神圣光环。在民族运动方面,试图推动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中心的核心民族认同,使之成为维护帝国稳定的中坚力量。并且通过对外战争的机会,维护和巩固政治合法性。[32]
尽管沙皇和帝国精英为了帝国的生存殚精竭虑,但仍然难以扭转帝国的命运。列文提出,“(与秩序和政治稳定相比)教育部门的重要性似乎低了很多,但这一部门却与语言、文化和民族认同关系最为密切,而恰恰是这一点最终决定了帝国的未来。”[33]俄罗斯民族身份和社会认同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教育实现的,但在19世纪末,俄国的学校并不完全被国家所控制,知识分子,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小知识分子对于政权有着严重的敌视情绪,这种不满导致了俄罗斯民族认同的长期缺位。进入20世纪以后,帝国的困境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越发严重了。[34]“俄罗斯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已经成为了沙皇政权最严峻的挑战。”[35]由于沙皇政权长期以来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感和忽视,俄国国内的市民权利得不到保障,[36]俄罗斯知识分子对于沙皇政权早已深恶痛绝,这种情况逐步恶化,到了1914年,“大部分的俄罗斯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都已经对俄罗斯的旧政权持不信任和疏远的态度”[37]。而同时俄罗斯农民阶层所具有深厚的平等主义和集体主义传统也极大地影响到了俄罗斯城市工人,使得俄罗斯形成了一股和欧洲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力量。“20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已经严重分裂,沙皇政权和社会精英面对革命时,其脆弱性都暴露无余”[38]。
当1917年的危机到来时,尽管俄罗斯军队并未在战场上被打败,但他们的大后方已经瓦解。列文指出,除了战时的经济困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俄罗斯精英和城市平民中,对于沙皇政权的信任已经完全崩溃”[39],而当沙皇倒台之后,缺少了独裁政权、军队、警察等力量,虚弱的贵族和政治精英根本无力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冲击。从1917-1918年,沙皇的梦魇变成了现实,俄罗斯帝国解体了,它失去了芬兰、高加索、波罗的海诸省,乃至整个西部边境地区。但幸运的是,德国随即而来的失败,使得整个东欧地区再次陷入了力量真空,当布尔什维克重新集结力量之后,他们仍有机会重建帝国。
在列文看来,从根本上说,“在这个时代,帝国的困境是无法解决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今日最强大的意识形态,而帝国不可避免地站到了它的对立面,因此帝国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40]但他同时指出,在1917年之后,为了应对这种难以解决的困境,俄罗斯选择了一条非常特殊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选择也决定了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
三、苏联的身份与命运
在苏联的政治语境中,从来没有承认过苏联是一个帝国。尤其是在列宁的文章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这种划分方式也将自己与沙皇俄国截然分开,否认自己是沙俄帝国的继承人。但列文认为,苏联毫无疑问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帝国,苏联的历史是17世纪以来俄罗斯帝国历史的又一次重现,苏联衰落的历程也是现代帝国命运最完美的写照。
从表面上看,苏联抛弃了一切旧帝国的身份与符号,建立了一个以特殊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新型国家。“阶级取代了民族,成为形成国家认同以及人民忠诚的关键”[41],民族主义则被视为一种错误的观念加以抛弃。意识形态得以重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而国内社会关系也实现了调整。
列文通过对苏联的分析,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苏联的身份包括一种彻底的乐观主义、唯物主义和科学化的世界观……(苏联的身份)也代表着一些独一无二的符号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活习俗。……事实上,苏联的身份中也包含了革命之前很多方面的要素。”[42]列文指出,“新政权用一种宗教式的世界观取代了原有宗教的地位。”[43]“苏联的意识形态,更加类似于一种早期的普世性一神教的传统观念,而不是东正教式的现实主义和势力均衡”[44],同时吸收传统文化的相关要素,形成苏联的国家认同,通过完整的意识形态理论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基础。苏联通过教育、政治运动、农业集体化等方式消除旧思想的影响,积极建立苏维埃价值观和社会生活方式,实现苏联的文化建构。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在斯大林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逐步形成了苏联社会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受益于苏联的发展,对自己的苏联身份具有强烈的认同,并且由于冷战的影响,很少将自身的生活状况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二战的胜利更为苏联添上了伟大而神圣的光环,使其具有强烈的自豪感。这一群体构成了苏联政权的社会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证了苏联社会的稳定。[45]
但从实质上说,根据列文对于帝国的定义,苏联毫无疑问是一个帝国。首先,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广阔的疆域,不仅继承了沙俄帝国的绝大部分领土(除芬兰以外),而且进一步将势力扩展到整个东欧地区。在苏联领土内生活着数量庞大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口。其次,苏联的发展也是通过建立俄罗斯中央权威,再将势力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它对于国内很多地区和卫星国的统治基本上都没有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尤其是对波罗的海三国、东欧各国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苏联不仅是冷战期间的超级大国,还是社会主义思潮无可争议的领袖。“苏联不仅仅包含了一种伟大的理念,更是挑战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先锋”,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6]
因此,在列文的研究中,苏联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沙俄帝国的延续,它不仅继承了沙俄的领土和势力范围,继承了它扩张性的对外战略,也继承了它所对抗的敌人——更加富裕和强大的欧美现代化强国。当然,苏联与沙俄帝国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但从帝国的角度看来,这种差异更应该被视为是俄罗斯在面对现代帝国困境时的一种独特的战略选择。也就是说,在面对现代民族主义的挑战时,苏联帝国所选择的是“最为激进和野心勃勃的解决方案,即寻求一种新的超民族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将与某种具有普世意义的救世宗教联系在一起。”[47]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对帝国身份的重新塑造。列文认为,明确苏联的帝国身份,对于理解苏联最终的命运至关重要,“如果苏联被界定为一个帝国,那么它的灭亡自然也就合情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了。”[48]
作为一个帝国,也作为俄罗斯历史在20世纪的延续,苏联既无法摆脱它欧洲边缘的状态,也无法回避现代帝国的困境。与沙俄时代一样,苏联也必须同时面对欧美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强大外部竞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内部挑战。“当然,在现实中,二者是相互重叠的”[49]。当苏联能够在国际竞争中获胜时,其政权合法性和内部民族问题都能够获得很好的协调,但当帝国无力应对竞争时,衰落与危机就将撼动帝国的根基。这便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苏联不得不面对的困局。
在列文看来,苏联所面对的困难要比沙皇俄国大得多。一方面,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已经成为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在这种环境下,帝国模式的合法性已经丧失殆尽。另一方面,随着苏联自身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苏联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深入,公民文化和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增加,都构成了帝国生存的重大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何将帝国秩序与现代化的挑战结合在一起,是现代帝国都必须面对的难题。”[50]
此外,对于苏联来说,它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从苏联建立伊始,苏联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就被赋予了一种现代性的意义。“在俄罗斯人和1945年之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心中,(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是另一条通向现代性的道路”[51]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理念满足了俄罗斯人心中对于国家富强的强烈渴望,才使之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压倒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52]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理念也为苏联设立了一个非常困难的目标——推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这一目标都实在是太过宏大,更不用说是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传统上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欧的国家。”[53]
为了压倒民族主义思想,为苏联这个现代帝国提供足够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苏联的意识形态将国家的命运牢牢地绑在了意识形态竞争的战车之上。这就要求苏联政权对内必须创造一个有效地政治框架包容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民族矛盾、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对外必须保持强大的国家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使自己代表现代性的方向。“国家的意识形态将政权的合法性与赢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一旦在外部竞争中失败,就可能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内部影响。”[54]所以,列文指出,“苏联衰落最基本的原因非常简单,帝国的核心意识形态失败了。”[55]这是帝国体制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帝国会因为对于外敌的恐惧而兴起”,[56]也会因为与外敌竞争的失败而衰落。帝国需要敌人,因为只有外部压力才能够使得整个帝国体系找到目标,发挥出帝国的优势,并且通过胜利为帝国带来光荣和信任。但帝国又必须战胜敌人,尤其是奉行其他政治制度的敌人,否则帝国制度的合法性就无以为继。苏联的兴盛源于二战辉煌的胜利,苏联的衰落也源于冷战后期的精疲力竭。到了80年代以后,苏联的核心意识形态再也无法掩盖它在经济等领域的无力,其过于理想化的预言注定将要面临挫折。苏联民众和精英层都失去了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系的信任。“其他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迅速开始填补思想领域的真空,苏联的自信丧失殆尽。”[57]
列文进一步指出,虽然意识形态的失败是苏联衰落最重要的原因,但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而且苏联的衰落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必然解体。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加上足够小心的操作,尽管相当困难,但仍有可能实现国家转型。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却忽略了(或者说忘记了)苏联的帝国身份,从而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
其一,他们没有意识到苏联内部仍然具有严重的民族问题,由于历史和人口迁移等原因,在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等地区都有强烈的反俄情绪,由于苏联并没有继续沙俄时期的分化政策,加之戈尔巴乔夫的放任,使地方民族主义力量发展壮大起来,最终不可控制。
其二,他们忽略了帝国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复杂关系。从传统上看,苏联对于地方政权一直奉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中央控制着地方官员的任免,并且为其提供保护、合法性和资源。”[58]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与中央政权唇齿相依,并且分享共同的思想观念。但戈尔巴乔夫推动的地方民主选举严重削弱了这种联系,地方政权的存在不再依赖中央授权,而是依赖于地方选民的同意,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失衡。在中央意识形态衰微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与地方政权很快结合在一起,使地方权力迅速扩大,本地精英很快控制了本地的资源和财政,走上了分裂主义的道路。
其三,民族主义和地方分离运动的出现极大地加重了作为帝国核心的俄罗斯的负担,使得俄罗斯人的心态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80年代中期以后,中、东欧地区更像是苏联的负担而不是国家的财富。”[59]俄罗斯人已经不愿意再以牺牲自己的福利为代价维护对苏联本国边缘地区的稳定。“大部分帝国能够生存下来,在某种程度上都源于帝国核心区域的人民为了帝国而做出的牺牲。”[60]但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改革的深入,俄罗斯人对于帝国成本与收益的讨论也逐步激烈,在俄罗斯人的心中越发坚信,自己生活的一切困难都是因为苏联帝国的存在。他们希望获得更好的生活状态,为此甚至不惜放弃庞大的帝国。选举制度给予了这种情绪以表达的机会,结果便是俄罗斯人自己抛弃了帝国。[61]早在1990年5月,列文就曾经断言,“帝国最大的威胁就源于俄罗斯人对于专制的反抗……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自由的代价必定就是国家的分裂,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也不会再服从莫斯科的统治。”[62]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个人因素的影响,他个人的选择对于改革的发展也有不小的作用。但总的来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精英对于改革的进程过于自信,他们忘记了现代帝国所处的困境,放任民族主义的发展,结果最终无法改变国家分裂的结果。
长期以来,苏联解体一直是俄罗斯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问题,但作为这一问题最成功的预言者,列文认为,对于苏联的命运的研究,宏观的历史视角才是合理的研究路径。如果从长周期的视野来看,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俄罗斯的历史可以被看作三个类似的现代化周期[63]:
第一个周期可以被称为“赶超路易十四”,从17世纪初开始,为了成为一个军事强国,俄国全力学习欧洲,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欧洲大国。打败拿破仑成为这一时期最辉煌的胜利,但随后在尼古拉一世时期陷入了停滞,最终在克里米亚战败,使国家陷入危机。
第二个周期被称为“赶超工业革命时代的西方”,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改革农奴制,使俄罗斯再次开始学习西方,也使得俄罗斯经历了1917年的帝国崩溃。1945年斯大林对纳粹德国的胜利足以媲美击败拿破仑,但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国家再次陷入停滞。
第三个周期的目标是“使俄罗斯真正成为芯片和电脑时代的现代强国”,起点就是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和上一个周期一样,苏联帝国也已经轰然倒塌,俄罗斯仍在复兴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目前这一周期仍未结束,如何评价仍需时日。
“学习西方——帝国崩溃——重新崛起——陷入停滞——再次学习”,这似乎已经是俄罗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改变的历史命运,而苏联的兴起、衰落到最终解体,只是这一历史周期的再一次重现。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欧洲边缘帝国的俄罗斯始终要从更加先进,更加发达的西方学习,才能够提高自身的国力。但每一次现代化的进程都必然带来与帝国传统向矛盾的思想和文化理念的冲击。“俄罗斯帝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使西方自由主义原则融入具有沙皇威权主义传统的政府体制中”[64]但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之间的巨大矛盾使得这一进程无比艰难,而且对于帝国来说,“任何中央核心地区的激进变革都会最终影响边远地区的政治稳定”[65],沙俄帝国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从而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而戈尔巴乔夫为和苏联政治精英最终也因为忽视历史教训,最终成为了变革的牺牲品。”[66]尽管苏联努力在理论上割裂自己同历史的联系,但却无法在现实中回避自己必须面对的难题,也就根本无法改变同样的历史命运。
“苏联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旧式帝国。它是一个适应了20世纪的,现代化的,完美的帝国模板。”[67]它运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武器,进行宗教式的社会动员,努力对抗现代帝国最大的敌人——民族主义。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取得了成功,但最终仍然不可避免地彻底失败。“也许部分原因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内在的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所处的时代,在当今世界,任何帝国,即使是现代化的帝国也已经是多余的东西了。”[68]于是,这个完美的现代帝国的毁灭也就成为了俄国历史上最彻底的灾难。
四、帝国之后的俄罗斯
“如果以帝国的解体为标准,苏联的崩溃相当不同寻常,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69],大部分帝国都在战争中失败或者被严重削弱,但苏联并没有这样的经历。更为关键的是,“俄罗斯本身在解构苏联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70],俄罗斯人不再愿意为维持帝国而做出牺牲,而主动地搞垮了苏联。可以说,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帝国来说,无论葡萄牙、法国、荷兰或是英国,都是因为无力维持帝国而被迫放弃,唯有俄罗斯是宗主国主动放弃了帝国。甚至可以说,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并不想独立,但俄罗斯却抛弃了他们。[71]
但事与愿违,帝国的解体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迅速的发展,反而陷入了更严重的困境。
在经济方面,由于激进改革遭遇挫折,俄罗斯经济出现了严重倒退,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原有的统一的苏联经济体系瓦解,前苏联各国在能源、材料、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供应方面严重失衡。[72]苏联工业的特点本身就是军事工业强大而民用工业弱小,在后冷战的环境下,军事工业的需求严重不足,这几乎导致了整个原苏联工业的整体崩溃。[73] “甚至在纯粹的经济领域,俄罗斯的帝国遗产也使得本就相当困难的体制转型雪上加霜。”[74]
在政治方面,俄罗斯同样也遇到了麻烦,北高加索地区的冲突同样蔓延到俄罗斯,使叶利钦政府被迫陷入了车臣战争的泥潭。苏联末期的反戈尔巴乔夫阵营内部很快反目成仇,叶利钦与反对者的冲突从议会一直发展到莫斯科街头,最终在1993年爆发了流血的“十月事件”。高层的政治冲突也成为贯穿90年代俄罗斯政治的特征。[75]同时,由于中央政权力量削弱,地方政权的发言权迅速扩大,少数在转型过程中获得巨额资本的商人在政治上也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形成了俄罗斯特殊的寡头政治。列文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政治模式更加类似于某种封建贵族体制。[76]
在社会思想方面,帝国崩溃的影响更为明显。俄罗斯发现自己从一个超级大国跌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陷入了异常艰难的转型过程。苏联身份的终结让新生的俄罗斯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历史时期自己的身份认同。事实上,如果俄罗斯能够取得预想的经济成就,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将自然取代社会主义成为新的国家合法性的基础,[77]但经济和政治领域失败造成的落差使得反西方思想再次兴起,[78]迫使这个新国家再次诉诸民族主义。只有“通过俄罗斯民族的符号、记忆和组织机构,新生国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合法性认同”。[79]以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俄罗斯具有相当的市场,而这种狂热对于转型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
尽管如此,列文始终认为,与其他帝国解体时的情形相比,历史对于俄罗斯是相当宽容的,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内战,也没有出现残酷的种族和宗教迫害。尽管存在经济问题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但总体来说,特殊的苏联联邦制度保证了在国家解体的过程中领土和资本分割的相对平稳。[80]
解体之后,前苏联各国选择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和发展道路,国家转型的速度与特点也截然不同。因此,任何试图使前苏联各国的重新统一的努力都注定难以实现,但各国仍然对于俄罗斯未来可能的再次扩张表现出足够的警惕。尽管极端民族主义存在重新抬头的可能,然而,列文确信,皮诺切特式的军事独裁模式在俄罗斯并没有市场,俄罗斯也不会走上希特勒的老路,进而成为世界的威胁。[81]“俄罗斯的民族认同根深蒂固,而且源于浩瀚的传统文化”,[82]这样伟大的国家终将找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同时,当代国际环境已经根本的变化,当代全球大国对抗极端民族主义的力量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对抗纳粹德国时的欧洲国家。“只要世界经济不再遭遇30年代经济危机时的灾难,资本主义和民主就将始终是世界主导性的政治模式,也是前苏联地区的人民对于未来所向往的目标。”[83]此外,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亚主义和反西方思想都会在俄罗斯社会中流行,但俄罗斯始终是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俄罗斯的传统和文化更接近欧洲,而不是穆斯林或是亚洲儒家文化”[84],它不会成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实力仍然很弱,也无力奉行反西方的对外政策。因此,列文指出,未来的俄罗斯不会成为世界的威胁,也不会试图再造得不偿失的帝国。
“从沙俄帝国到苏联帝国,俄国人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一直试图追求自己的帝国梦想,最终却徒劳无功……而失败的结果可能需要至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弥合。”[85]迄今为止,俄罗斯的转型之路还远远没有完成,而且困难重重。但列文认为,这并不出人意料,实际上,所有欧洲边缘国家的发展都是如此,俄罗斯也无法独善其身。[86]但他坚信,俄罗斯终将复兴,“但复兴之路可能非常缓慢而且相当痛苦。”[87]列文坚信,如何处理与前苏联国家的关系,对于俄罗斯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但从长远来看,俄罗斯的命运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稳定”[88],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为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料出口提供更大更稳定的市场,俄罗斯才能够获得复兴的机会。
尽管经历了痛苦和复杂的转型过程,但列文始终相信,帝国的终结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件幸事。“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帝国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任何情况下,传统帝国都已经是多余的东西。苏联帝国的衰落将会为俄罗斯描绘出更有希望的前景”。[89]同时,列文也认为,无论是不是帝国,俄罗斯始终是一个欧洲边缘的大国。俄罗斯终将融入核心欧洲,欧洲边缘的“第二世界”也终将消逝,这既是俄罗斯的理想,也应该是统一欧洲未来的希望。[90]
五、结论:伟大的提问者
多米尼克·列文教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苏联学专家,纵观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列文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王朝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直到1988年,列文才真正开始关注苏联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的研究没有陷入苏联学理论的僵化模式中。凭借扎实的历史学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他敏锐地发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所面对的困境与20世纪初的沙皇俄国非常类似,而且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也与沙俄时期的改革几无二致。基于此,他不仅成功地建立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帝国理论,并且在1990年初,他就已经明确地预言,苏联将难以避免解体的命运。[91]
列文的“帝国”理论从研究方法上看,一方面,他善于通过帝国身份、地缘位置、人口民族分布、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研究,将苏联和新生俄罗斯联邦的问题纳入到宏观的俄罗斯帝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以独特的历史视野分析国际政治领域的当代问题,形成了很多独具特色的理论观点。另一方面,他继续坚持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帝国加以分析和比较,试图通过帝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形式将众多国别史,甚至欧洲史进行重新解读,从而构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帝国理论。列文对于苏联的研究打破了传统苏联学较为狭隘的研究框架和实证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的窠臼,为当代俄罗斯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研究思路。[92]
但从学理上分析,列文的帝国研究中也寻在的许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对于帝国的界定不够清晰。为了避免在定义上过多纠缠,列文采取了描述而非界定的方式来确定帝国的概念。这固然避免了一定的麻烦,但却使帝国理论存在基础不牢的风险。在列文的研究中,选取了俄罗斯帝国、大英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也提及到了古代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但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何殖民时期的法国、德国、美国以及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国等为何不在帝国的行列之中。其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对于当代美国的定位,除了选举制度以外,美国完全符合列文对于帝国所有特征的描述,而且当代美国的国际行为也体现出很多传统帝国的特点。列文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93]却仍然坚持将美国排除在帝国之外。然而,在他的研究中,即使英国民主化之后,也仍然没有改变其帝国的身份,这未免有双重标准之嫌,也使帝国理论的普遍性和现实性受到影响。
其次,历史比较研究方法存在争议。列文对于帝国的研究始终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的,纵向上,将俄罗斯、苏联的发展与历史上的沙俄帝国进行对比,以寻找其内在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横向上,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俄罗斯帝国与英帝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行对比,以寻找不同文化和不同地缘条件下,帝国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但迄今为止,这种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不少争议。因为各国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具有相对的特殊性,不同帝国的发展道路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在宏观方面提出特别的观点和视角,但在进一步深入研究过程中,不同帝国之间可比性始终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列文用了很多篇幅来解释不同帝国之间的共同特点,试图建立帝国一般的发展轨迹,但始终难以摆脱以俄罗斯为帝国标准的特点。这也造成了他的帝国理论解释俄国问题颇为有效,但在解释其他帝国的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
最后,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尽管是俄罗斯后裔,但列文对于俄罗斯政治和文化的认知仍然展现出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特点。在他的研究中,将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等国都看作是欧洲边缘国家,将其称之为“第二世界”,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其历史、政治、文化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对于该国内在的文化自觉和本土思想必定会有所忽视。而且由于他的划分方式实际上将新教国家作为核心欧洲,而将天主教与东正教国家视为欧洲边缘地区,对于构建一般性的帝国理论来说,这种划分并非最佳选择,在分析非欧洲基督教帝国时将面临更多困难。
此外,列文的文风旁征博引,能够给予读者很丰富的信息和材料,但有时显得论证不够直接和集中,对于现象的描述较为丰富,对于原因的解释略显语焉不详。[94]在部分历史材料运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争议,[95]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加以关注和分析。
总而言之,尽管曾经在对于苏联解体问题上作出了惊人的预测,但列文及其帝国理论仍然存在许多内在缺陷,甚至有评论者直言,“列文还远远没有完成那些野心勃勃的目标”[96]。然而,正如钱宾四先生所言,“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97]而多米尼克·列文教授正是这样一个提问者,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了以帝国视角解释俄罗斯问题这一宏大命题。虽然目前其价值还主要体现在俄罗斯研究领域,仍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帝国理论,但他为后来的研究者指明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并已经为这一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帝国研究不仅是当代俄罗斯研究领域最具特点的理论观点之一,而且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列文的帝国理论,辩证地学习列文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无论对于当今俄罗斯问题的研究还是教学而言,都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