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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及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影响
邵育群,严安林 2015-12-30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两岸关系
简介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于2011年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政治主张。自提出以来,其内涵与外延得到不断充实和扩大。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对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保持足够的政治意愿、战略耐心和包容心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产生诸多积极性的影响,而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开始有将台湾议题脱离中美关系框架的思维,并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深化与台湾的安全和经济关系。
正文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于2011年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政治主张。自提出以来,其内涵与外延得到不断充实和扩大。目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机遇与挑战并存,它不仅是影响美国当前两岸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重要因素,也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机遇与挑战并存
自中美两国政府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总体稳定,但两国学界和媒体中关于双方能否成功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辩论始终没有停息,乐观派和悲观派都大有人在。本文认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对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能保持足够的政治意愿、战略耐心和包容心态。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有以下机遇:
其一:两国拥有良好的历史基础。自尼克松政府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对中国执行的都是“接触”政策,旨在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发展,美国对华政策出现阶段性调整,两面性很明显,但其核心未变,始终认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中美关系,视对美政策为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中国在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成长壮大,成为实际的获益者。虽然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且时有突发事件干扰大局,但总体而言,双边关系三十多年来和平发展,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两国最高领导层都有此愿望。从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双方最高领导层的观点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战略方向上,也体现在双方官僚体系的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看到,它源自中国领导层,反映了他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直接看法和战略思考。美国政府之后的正面回应也显示出其领导层对这一概念的积极看法。在最高领导层都有此愿望的情况下,双方在工作层面上将更容易就互相关切的问题进行对话与协调。
其三:双方经济不仅相互依赖,且都紧密地融入全球经贸网络中。经贸关系多年来被视作中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未来,尽管双方经贸关系的竞争性日益突出,但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以及合作领域的拓宽都令人鼓舞。根据中美交流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在发展阶段、资源、劳动力、资本和科技等领域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比较优势奠定了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基础和强大的互补性。而且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并不限于双边领域,在日益网络状的世界中,中美经济合作是全球货物和服务链;日益连接的全球资本流;技术、人力资源和商业机会的交换网络的重要部分。[1]
其四:双方发生直接军事与安全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既无实力也无意愿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在牵涉到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上,美国也不是直接的利益相关方,即使是台湾问题——这一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也因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而不再成为中美发生直接武力冲突的导火索。因此在核威慑存在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发生直接的军事与安全冲突的可能性很小。
其五:双方互为对方国内改革[2]的重要外部因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一直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革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其欢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现在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也是历史性的。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前30年,中国对美国国内各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改革几乎没有影响力。但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和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中国正在逐渐成为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外部因素,并间接地影响着美国的移民、教育等公共政策。这种趋势在未来将进一步加强。
其六:两国民间交往的蓬勃发展。不管官员们在政府层面如何绞尽脑汁寻找词汇为双边关系定性,两国民间交往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持续多年一直蓬勃发展。近年,中美两国每年往来人员总数超过300万人次,平均每天有超过9000人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中美已建立起36对友好省州、161对友好城市关系。目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约13万,而在中国留学的美国人也超过2万。在中国,约3亿人正在学习英语,而在美国学习汉语的人数也已达20多万。[3]这种密切的民间交往是中国与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间都见所未见的,虽然双方民众因为一时一事可能对对方的观感有起伏,但总体而言,两国的民间交往持续蓬勃发展,是双边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当然,虽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上述诸多机遇,但挑战也同时存在,且难以回避。
第一,中美如何避免战略误判。中美双方都意识到战略互信缺失是双边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王缉思和李侃如发表了共同研究报告后[4],这个问题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当然,战略互信缺失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但考虑到中美两国目前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关系的思考框架内,且双方的意识形态、发展阶段和战略文化差异巨大,要求双方达成全面的战略互信似乎并不现实。在此情况下,更大的挑战与其说是克服战略互信缺失,不如说是防止战略误判。造成战略误判的原因很多,有些是信息沟通层面的,容易克服;有些则是思维方式和战略文化层面的,难以消除。这也就是中国新领导层和连任的奥巴马政府都力推进行“庄园会晤”等高层会晤的最主要原因,即尽早通过对各自施政目标、政策,双边关系主要热点问题的政策立场的介绍和沟通防止战略误判。未来,双方防止战略误判的任务仍很艰巨。除了在最高领导人的层面进行战略对话外,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用好这两个平台的对话对于防止中美战略误判具有重要意义。2015年6月22-24日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的战略对话共达成127项具体成果,[5]经济对话共达成70多项联合成果,[6]首次同时举行的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也达成了119项联合成果。[7]这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举行改善了双边关系发展氛围,为习近平主席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做好了充分准备。
第二个挑战是中美如何同时做好“机会管理”和“危机管控”。之前,学术界讨论的比较多的是危机管控,强调防止危机的负面效应外溢至整个双边关系。但是,如要成功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单讲“危机管控”是不够的,还应同时做好“机会管理”。可以说,“机会管理”和“危机管控”反映的是中美关系的两个面向,一个是不断拓展双方的共同利益与相关合作,另一个是不断控制分歧演化成危机影响大局。
当然,危机管控非常重要,它是防止中美双边关系陷入全面危机的重要保障,而且现在中美在这方面的合作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是,在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外界特别是媒体,更容易关注危机,也热衷于报道危机。相关的报道有把危机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扩大化的可能,也有误导决策层、学术界和两国民众的可能。而相较于危机,机会则不太容易被媒体报道。
所谓的“机会管理”是指中美双方对各自利益的交汇点保持高度敏感,不断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领域寻找发现可以合作的机会,并且通过政策层面的沟通协调抓住并用好机会,使中美合作不断有新成果出现,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良好的气氛。“机会管理”不如“危机管理”吸引眼球,但其正面意义不容低估,要真正做好也有相当的难度。正是因其重要意义和较高难度,才有必要把它和“危机管理”放在一起同时强调。
第三个挑战是中美如何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平稳过渡。亚太是中美两国利益交汇最为密切的地区,也是考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否成功的关键地区。双方在本地区的安全关系相较于经济关系而言更难处理。目前,美国仍是亚太地区安全公共产品最大的提供者。虽然中国重申“和平发展”的战略不变,但由于中国自身的体量大,且经济发展的速度之快超出邻国预期,“中国威胁论”在地区国家中仍有相当市场。一些地区国家纷纷要求美国“重返亚太”为地区安全提供保障。
美国出于自身战略需要“重返亚太”后,在亚太主要依靠的仍然是其“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同盟体系。但是,该体系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它无法有效应对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如朝核问题;二是它以中国为潜在对手,对增进中美军事战略互信无益;三是同盟国关系的恶化和某些同盟国实力的削弱直接影响了该体系的威慑力。
目前,亚太地区还有一些多边安全机制在运作中,如东亚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地区论坛、亚信会议、“六方会谈”和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等政府间对话磋商机制。除此之外,一些“1.5轨”和“二轨”对话机制也是政府间对话机制很好的补充。但是,即使有众多的多边安全机制,亚太地区似乎仍未摆脱“安全困境”的困扰,地区国家正积极讨论基本理念、规范和原则,试图构建符合地区安全利益的安全秩序。
在此构建过程中,中国倡导的是建立在“新安全观”基础上的安全合作机制,美国则倾向于以其同盟体系为主体的多边机制,如双方能从有效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角度出发,推进地区安全机制朝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向平稳过渡,那么两国都将成为受益者。
第四个挑战是中美两国如何有效加强国内协调,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互动”。由于中美关系的议题丰富,影响超出了双边的范畴,因此决策和执行过程通常是跨部门的,需要部门间的协调和整合。这对两国政府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例如,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国防部在各部门中动作最快,给亚太地区国家的印象是“重返亚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上遏制中国。奥巴马政府意识到问题后,不得不反复说明“重返亚太”战略不只是军事战略,它也关注经济和外交等其它方面。这个例子反映的就是美国政府内部存在机构协调的问题。大国的外交必定和国内问题、国内政治紧密相连。中美因各自政治制度和外交决策机制差异很大,在处理日常双边关系,特别是牵涉到第三方因素的问题时,提高各自国内机构间协调的水平有利于向对方发出清晰信号,从而避免战略误判。
二、美国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背景下的两岸政策:主要议题与政策
中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时,两岸关系已经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台湾问题虽然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但其紧迫性也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岸政策的大框架保持不变。美国当前两岸政策的主要议题和政策如下:
其一:支持两岸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两岸签订ECFA后,美国认为,总体而言ECFA对台湾有利,因此表示支持。同时美国一直提醒台湾,由于受到自身经济结构及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影响,未来台湾经济面临过度依赖大陆的风险,台湾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当2014年台湾岛内出现抵制“服贸”协议的潮流并爆发“太阳花”运动后,美国也公开表示了担忧。美国著名学者包道格表示,“不明白服贸协议为什么不好”,“台湾服务业如果不参与大陆市场,大陆服务业反而会变得更具竞争力、更具主导地位,会威胁台湾的利益。所以应当现实地以经济为基础,而不是以政治为基础讨论这个问题。”[8] 这显示出美国的立场没有变化,一是支持两岸经贸交流继续发展,二是认为虽然有一定安全风险,但台湾只有发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才能提高自身竞争力。
其二:发展更为紧密的美台经贸关系。美国“重返亚太”后,其对台湾的经济定位非常清晰,既把台湾当作重要的投资引入对象,又将它视作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部分。美国认为,发展更为紧密的美台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美国在亚太的经济利益,也有利于台湾保持在地区中的经济竞争力,防止其对大陆过度依赖。因此,美国在TIFA谈判上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并对台湾参加TPP谈判持欢迎态度。
其三:支持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美国一直把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作为其两岸政策的重要部分,目前美国对台湾扩大国际空间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支持其成为国际民航组织的观察员。美国也支持台湾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活动,并要求大陆减少对它们的“打压”。另外,美国也支持台湾与地区国家签订自贸协定,支持台湾加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其四:继续对台军售。对台军售是美国两岸政策的重要部分,虽然目前美国已经无法通过对台军售帮助台湾在军事上对抗大陆,但对美而言,军售的象征意义仍非常重要,直接牵涉到其在亚太地区盟国中的信誉和台湾的安全感。美国“重返亚太”后,在2011年前后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大打“安全牌”,希望借此激化大陆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关系,巩固其安全“平衡器”的地位。期间,之所以没有打台湾这张“安全牌”,是因为两岸关系发展较好,美国无法加以利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后,美国明显地在打“安全牌”上有所收敛,但其不会放弃这张牌,因此不会在对台军售问题上有大的政策调整,但鉴于大陆方面的强烈抗议,其对军售的时间和内容将会更加谨慎。
其五:密切关注两岸政治对话进程。美方对两岸政治对话前景的基本评估是,台湾当局由于受到岛内政治的牵制,无法与大陆方面进行实质性的政治对话;而且两岸在很多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因此即使相关对话开始,也难有实际成果;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密切接触令美国担心其利益受损,因此,美方密切关注两岸各种形式的“准政治对话”,及其对台湾内政及两岸关系造成的影响。
其六:密切关注民进党两岸政策的走向。民进党内围绕其两岸政策曾进行过激烈辩论,且谢长廷等提出民进党两岸政策新主张,并和大陆开始互动,美国认为,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走向对台湾岛内政治,特别是2016年大选及两岸关系将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由于马英九当局执政表现差,民意支持度持续走低,国民党在2016年大选候选人问题上又踟蹰不前,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的优势被外界认为相对明显,美国因此评估蔡英文的两岸政策不需要调整。美国的关切点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如何既能摆脱“独派”的牵制形成党内共识,又能获得岛内中间选民的支持,同时还能稳定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七:密切关注台湾政局演变与2016年大选。台湾“九合一”选举很大程度上反映2016年选举的走势,2016年选举又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因此,美国对两场选举高度关注。“九合一”选举后,美国高度关注大陆对选举结果的研判,认为这直接关系到大陆对2016年大选的评估。目前,2016年大选已经临近,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吸取2012年的教训,已于今年6月访美[9]。访美期间,蔡英文在华盛顿公开演讲时表示:“将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下,依循普遍民意,持续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10]这是其在无法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表态的情况下,试图蒙混过关获得美国支持的说法。和2012年不同的是,此次美国没有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公开表态,但美国不希望看到因大选导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出现大逆转,台海和平及其利益受到威胁则是其一贯的立场。
其八:阻止两岸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联手。两岸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主张相同,双方也都有要求加强合作的声音,以共同应对日本和菲律宾等国,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日本、菲律宾同为美国在亚太的盟国,是美国安全上“重返亚太”所依靠的重要力量;台湾是美国的“准盟友”,美国不希望在其盟友和准盟友间发生安全摩擦,影响其在亚太的安全战略。因此,美国已在台菲冲突中向菲律宾方面施加压力,也在日台渔业协定的签订上向日本施加了压力。未来,在美国谨慎使用“安全牌”的情况下,台湾与日本、菲律宾发生安全冲突的可能性不大;如有安全冲突发生,美国也将出面调停,防止两岸联手有所行动。
其九:提升美台安全关系。除了对台军售之外,提升美台安全关系是美国在军事上平衡大陆影响、强化其在亚太的安全同盟的重要手段。美国在军事人员交流、高层军官互访、军事技术培训、非传统安全演习等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合作,以确保台湾军队的软件和硬件都能与美国“接轨”,符合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需要。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
1、两岸关系发展与中美关系密切相关。台湾问题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因素息息相关。一方面,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产生与存在迄今,就是东西方冷战与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结果,台湾学者邵宗海对此表示:“两岸关系想要把美国因素排除,可能太天真了”。[11]另一方面,台湾政治、社会与经济乃至于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至巨至深,另一位台湾学者郑安国称:“台湾任何政党,都受到美国因素影响。甚至于台湾百姓也认为美国是两岸关系中必须考虑的因素”。[12]从而,60多年来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起伏是与中美关系的大局分不开的,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也是在美国对台海两岸政策及其关系中展开的。因此,要巩固与深化两岸关系,需下大力气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推动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当然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前景也会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2、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巩固和深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其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是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随着中美开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战略由目前的“战略互疑”发展到“战略互信”,中美之间高层交往的日益增多,美国因素对台湾问题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负面作用与消极影响将开始降低,这就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的巩固和深化营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对此,台湾学者蔡增家也认为:“美国逐渐正视中国大陆的崛起,将是一项不可改变的趋势,同时也对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产生质变。”[13]
其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分量在下降。台湾问题过去与现在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也一直是两国领导人会晤中的重要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及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一直是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风向标。中美两国领导人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政策主张及一中立场,对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问题也因此牵动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与发展程度。随着中国大陆实力上升,中国大陆与美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开展后,“台湾问题已不再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矛盾”。[14]习近平与奥巴马的“庄园会”中,习近平向奥巴马提出希望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奥巴马则是回应美方将根据《台湾关系法》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两个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针锋相对,并未影响双方在气候变迁、朝鲜半岛非核化等其它议题上合作之共识”,显示台湾问题对中美双方而言,“已不再是横亘两国间无法跨越之障碍”。[15]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同时展开,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和份量在开始下降,美国利用“台湾牌”来牵制和制约中国的战略空间减少,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出现了“淡化”的倾向,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关系或中美矛盾中的焦点。或许,台湾问题今后仍然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但由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加上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重要性的下降,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关系中的热点问题应是发展趋势。台湾学者因此认为:在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合作议题多元化的情况下,台湾问题的比重将会逐渐稀释”。[16]
其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使中美两国的重大共同利益上升。共同利益表现在:一是经济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随着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在不断提高,美国著名学者傅立民称:“我们无法再次将中国孤立。中美竞争是在两国经济互相依存的语境下发生的。如果中国衰落,我们美国人也会陷入萧条,而不是享受所谓的和平红利。”[17]二是战略利益。中国大陆在东亚、亚太乃至于全球安全与稳定发展中作用的不断上升,将使美国开始认识到中国大陆在美国全球与亚太等利益维护和发展中的重要性。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出现,改变了东亚地区政治格局,这对美国维护其既定的全球与地区领导者角色的政策,尤其是从“防范”中国的视角而言,确实形成了一定的新的压力,也有一定的挑战,但美国在巩固与强化其全球领导者地位的战略目标与自身战略力量力不从心的矛盾中,中国大陆的作用也将是美方能够倚重的。三是政治利益。在美国战略力量相对下降与中国战略力量相对上升的互动中,中美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与秩序重组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美国学者开始认识到:“在21世纪的新环境下,旨在分裂亚洲的政策有可能将会使美国与亚洲产生裂痕。”[18]“亚洲人现在需要美国的支持,而不是需要美国对他们指手画脚”。[19]
其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且有助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因为,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使美国在战略思维层面与政策执行层面,对台湾问题的处理都出现了向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期的“一中”思维回归的趋势,这当然有助于中美彼此互信的建立。2008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来的实际也证明,两岸关系与中国大陆和美国关系这两岸关系几乎是同步相向、良性发展,因此,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中互信的建立与巩固,也可以增加海峡两岸之间的互信的巩固,因为,“至少台北不必经常在某些议题上于华府与北京之间选边”。[20]所以,台湾方面在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的改善环境下,其政策选择:一是持续巩固台美关系,二是发展两岸关系。这是唯一正确的战略选择。
其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让美国学术界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两岸关系更加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新的倾向。如美国学者傅立民提出:“现在还应该意识到,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某种统一的重新组合将对该地区和美国有益。在这种语境下,将台湾问题看作军事威慑已经不再符合美国利益。创造有利环境,鼓励台湾和北京选择谈判,则符合美国利益。”[21]
其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使台湾的角色定位开始有所调整。当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处于“竞争大于合作”的氛围下,台湾的角色定位曾经是“反华急先锋”,而在“新型大国关系”下中国大陆与美国之间是“合作大于竞争”的氛围中,台湾的角色开始有所调整,不再“一边倒”向美国,台湾调整原先长期以来在台美关系与两岸关系中的矛盾性,扮演双重战略角色:一方面,“要扮演美国在亚太地区忠实盟友的角色,持续作为美国西太平洋第一岛链安全战略不可或缺的一员”,另一方面,“要扮演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之促进者,积极建构和平稳定之两岸关系,不在区域安全及领土主权争端上有挑衅北京当局之举。”如此达成台湾“在‘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追求自身国家战略利益的极大化”,而不致于落入边缘化的困境。[22]
3、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可能的消极影响。
首先,美国开始有将台湾议题脱离中美关系框架的思维。美国政要曾公开表示:美国无意通过发展美台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美国要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关系,也要发展美国与台湾的关系,美国认为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美国力图让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与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平行发展。这样的思维,实际上是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思维模式,开始视台湾问题或者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再是美国与中国大陆关系中的议题。这实际上是回归到过去美国对台海政策的基本思维“一中一台”。这样的思维,显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是存在消极作用的。
其次,美国在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深化与台湾的安全与经济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11月10日所作的《敏感的太平洋世纪》演讲中,依然把台湾视作“一个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因此,可以预期,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的进程中,美国将同步推进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台美TIFA谘商甚至未来的FTA,乃至于支持台湾参与TPP的谈判,也包括美国继续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安全关系,持续售台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