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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周意岷 2013-09-06
中东 人口问题 政治转型 全球治理
简介
人口激增和青年人口膨胀是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两大人口问题,长期困扰着中东国家,同时也在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更有着深远的全球治理负面效应。就前者而言,人口年轻化问题导致了中东地区各国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高涨,以及由青年人口膨胀与网络技术结合而来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可能加剧既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扩散和宗教与文明冲突加剧。对刚经历重大变局且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秩序的中东各国来说,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该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正文
青年人口问题尽管有很多成因,但显然是当前中东地区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事实上,塞缪尔·亨廷顿在大约20年前就通过分析伊斯兰世界的人口状况,近乎精准地预言了“阿拉伯之春”的发生。就全球层次而言,由于不存在区域层次的人口净迁移,因而影响全球范围的人口问题的因素就仅剩两个:出生与死亡。[1] 因此,在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共同影响下,当今全球人口问题出现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年轻化。人口老龄化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原因在于人口寿命延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少子化,出生率下降,老年人口比例相对上升。老龄化不仅会造成劳动力不足、社会活力下降,还会增加社会和政府的养老压力,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并将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家庭伦理等一系列问题。人口年轻化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2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且人口出生率较高,老年人口比例较低。这一现象大多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但也有例外,如爱尔兰。人口年轻化虽能带来人口红利,但也会增大就业、升学、住房等社会压力。而且,青年人往往是反抗、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如果社会问题处理不当,容易触发游行示威等政治运动。就中东地区而言,由于经济、社会、宗教等原因,中东国家一直属于人口年轻化国家。目前,中东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面临的人口问题尚未解决,而新的问题又随着时代的演进逐步浮现。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年轻化问题仍会对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业、社会稳定、宗教矛盾等产生重要影响,并成为导致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隐患。对于刚刚经历重大变局且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秩序的地区各国来说,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中东地区人口问题现状及成因
人口问题本身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要综合出生率、死亡率、各年龄段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等诸多因素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结论。而且,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独有的特点。由于大中东地区包括20余个国家且宗教、民族有所不同,情况复杂。因此本文主要选取17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伊朗、科威特、巴林、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也门、阿曼)人口问题较为突出的中东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其人口问题中的共性进行研究。
(一)中东人口问题现状与实质
1、人口增长速度过快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东国家相继开始出现人口激增的现象。西亚北非地区的22个国家在1970—1980年期间的平均人口增长率为4.52%,1980—1990年期间为3.55%,1990—2000年期间为2.6%,2000—2010年期间为2.62%。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人口年增长量达到顶峰。[2] 进入21世纪,虽然中东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趋于平稳且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有所降低,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人口增长率,称其为人口爆炸并不过分。截至2010年,中东国家的总人口达到3.71亿,与1950年相比增加了4—6倍;其中,人口超过2500万的国家有7个,分别是阿尔及利亚(约3458万)、摩洛哥(约3162万)、埃及(约8047万)、伊朗(约7692万)、伊拉克(约2967万)、沙特(约2573万)、也门(约2912万)。根据现有增长速度,到2050年,中东地区的总人口将达到7.3亿,与2010年相比接近翻一番,并将出现4个超5000万的人口大国,其中两个(埃及和伊朗)人口过亿。[3]
2、青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
从已有的数据来看,在17个中东国家中,25岁以下人口数量占人口总数的47.41%,其中0—14岁的人口数量占到总人口的28.52%,也门和伊拉克两国的比例更是超过了40%。[4] 这说明,中东国家的人口结构基本属于生产型结构,人口增长速度快且劳动力充足。仅2010年,中东国家劳动力市场就新增7,230,120人。[5] 而且,中东各国的教育水平并不是太差,除了阿联酋、黎巴嫩和巴林,其他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都在3%以上,有12个国家的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6] 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劳动力的素质,使其经过相应培训后能够胜任现代社会中的工作岗位,有利于现代产业的发展。从中国和印度的案例可以看出,对处于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人口结构是一种天然的优势,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吸纳大量劳动力。如果政府能够采取合适的政策,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那么整个社会将会爆发出极大的活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中东国家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和混乱状况,将原本的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不仅未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大隐患,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就业问题。
3、贫富两极分化严重
经济政策和分配政策的失误使得多数中东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提高。除部分产油国以外,多数中东国家的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位居100位以后,如摩洛哥位居第150位,突尼斯第113名,埃及第137位,叙利亚第152位,也门第172位。[7] 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财富都掌握在少数统治阶层手中,他们利用其政治权力保持着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并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近乎停滞,底层民众看不到希望。即使是比较富裕的产油国,其国内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数量巨大且日益增长的贫困人口正在成为中东各国政府的巨大负担。
由上可以看出,中东人口问题的实质在于人口年轻化没有得到妥善应对和利用。与20年前相比,中东国家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有所下降,但青年人口的比例依然很高,这就决定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该地区仍会保持生产型的人口结构。如果中东各国政府能够采取适当政策妥善应对甚至利用人口年轻化趋势,大量的青年人口可转化成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然而,中东国家的威权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式浪费了这一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使得人口年轻化成为国家在就业、住房等方面的负担,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社会矛盾和宗教矛盾,原本潜在有利的人口结构反而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导致中东人口问题的主要因素
1、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滞后
中东国家长期以来受到经济问题的困扰,就整体而言,该地区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与同属第三世界的东亚、拉美等地区相差甚远,其GDP在全球所占的比例不足4%,[8] 并且存在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弊病。经济问题成为诱发人口问题的根源之一。
首先,产业结构单一,对外依存度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除个别国家如埃及外,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业。多数国家以畜牧业和手工业为主要产业。一战后,西方国家开始大规模进入中东并从事石油开采,逐步确立了中东地区以石油出口为支柱的单一产业结构。虽然石油产业国有化、国际油价上涨等因素使得中东产油国的收入剧增,但其依赖石油出口的状况并未改善,石油生产对地区内石油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高达40.3%,对政府财政收入(不含援助收入)的贡献率更是高达70.5%。[9] 这种畸形的产业结构一方面使得中东国家农业基础薄弱,制造业发展滞后,既无法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无法向民众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以应对快速增长的人口,致使大量失业人口出现。另一方面,单一的产业结构削弱了中东国家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能力。每当国际经济风吹草动,中东经济往往最先受到冲击。特别是在目前金融危机波谲云诡,国际油价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中东国家经济发展的脆弱性更加凸显。这加剧了普通民众就业的不确定性,使其收入难以保证,进一步拉大了与社会上层的贫富差距。
其次,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结构变革缓慢。新科技革命以来,中东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一直不尽如人意。虽然产油国的石油收入丰厚,但是却并未实现真正的经济起飞。1980—2010年,世界七大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东亚643%、南亚507%、拉美415%、欧洲和中亚398%、北美391%、中东258%、撒哈拉以南非洲185%,[10] 中东地区排名倒数第二。即使按照人均GDP绝对值排名,中东地区也仅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排名倒数第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长期的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中东地区的社会结构迟迟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家族、部落、教派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传统社会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大多数民众的思想启蒙进程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因而通过多生育以维持家庭收入、保证部落实力仍是相当一部分民众的选择。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种方式甚至植根于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因此,中东在20世纪70年代后呈现出惊人的人口增长率,且青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攀升,直到2000年以后才有所缓和,但由于惯性作用,总体数量和增长速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
2、政府经济政策失败、职能缺失
面对经济发展滞后的状况,中东多国政府也曾采取改革措施,力图取得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收入迅速增加,使国家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于是,巴林、卡塔尔等国着手建设旅游度假设施,发展旅游业和房地产业,以吸引外国消费和投资,并利用手中资金从事商业金融的运作以从中获利。然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些国家损失惨重。埃及曾于20世纪90年代实施“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计划”,意图仿照“华盛顿共识”实现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最终却未能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的目的。利比亚和叙利亚也进行过类似改革,但同样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上述改革不仅未见成效,反而使得民众生活更加困苦。2007—2010年,中东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9.30%,其中6个国家超过10%,伊拉克更是高达22.73%。[11] 经济政策失误一方面是因为水土不服,多国政府照搬“华盛顿共识”,未能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掌握在少数家族手中,其经济改革往往是牺牲民众利益以维护自身特权,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多数下层民众只能通过以往的“粗放”方式维持生计,人口爆炸和青年人口膨胀也就不可避免。而年轻一代又必须面对因政策失败带来的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
中东多国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缺失对人口问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社会分配和社会福利两个领域。因受政治体制限制,中东地区多个国家未能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即使在沙特等公民生活水平有所保障的产油国,两极分化现象也十分严重。2011年,中东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大大超过0.4这一警戒线,最低的巴林也达到0.58,其余国家都在0.65以上,黎巴嫩和埃及甚至超过了0.8。[12] 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社会是否安定。中东国家由于未能建立起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民众不但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反而受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导致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在社会福利方面,由于可配置的资源有限,政府参与能力更是捉襟见肘。这反过来为伊斯兰主义势力提供了机会。他们“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向民众尤其是穷人提供多种社会福利,包括提供避难所、资助教育、免费或低收费医疗服务、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服务正是许多政府因缺乏能力、工作效率低下或者忽视等原因而没有提供的……所以,伊斯兰主义者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信誉和威望”。[13] 这样,伊斯兰化倾向在中东地区日益明显,相当一部分民众在呼吁实现民主和现代化的同时,也要求把伊斯兰教作为指导。
二、人口问题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导致了该地区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国内问题。
(一)失业问题突出
由于大多数中东国家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有限,因而大批年轻人失业也就司空见惯。引发中东地区政治转型的突尼斯自焚大学生,也正因为失业而曾靠摆地摊为生。中东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了失业状况。多年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东国家的城市化虽然速度不突出但亦取得进展。农村中的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父辈的生活而是向往到大城市实现人生价值。他们之中有的去往本国的首都或其他大城市,有的则到海湾产油国寻找工作机会。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成功。于是,中东大城市中新增了几百万无业贫民。在阿拉伯国家,超过30%的青年人处于失业状态,其数量约占总失业人数的52%。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14] 众多年轻且有活力的失业人口已经成为中东国家一个重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政治动乱的主力军,甚至会被宗教极端组织诱惑成为恐怖分子。一些国家通过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吸纳无业青年,然而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他们毕业之后依旧面临失业的问题,“从大学这座‘失业工厂’中走出来的毕业生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如果经济发展无法满足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需求,很难找到其他方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15]
(二)社会矛盾加剧
根据历史经验,青年人特别是受过一定教育的青年人,一般会成为社会改革或者暴力革命的主要领导力量。而青年人口膨胀(Youth Bulge)的时期往往与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时期相重合,“欧洲宗教改革是历史上杰出的青年运动的范例之一……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16] 此次“阿拉伯之春”也具有类似特征。如今的中东,有些国家的动乱暂告一段落,但尚未完成政治和社会重建;有些国家虽处于稳定状态,但平静之下仍暗流涌动,教派、部族、民族之间龃龉不断。占总人口近50%的青年人无疑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动乱和冲突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储备。
在青年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中东国家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则为动乱提供了火种。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产业结构单一制造了大批青年失业人口。他们有的是从小城镇或者农村进入城市,有的是大学毕业生,都抱着改变人生轨迹、实现自我价值的梦想,但却遭到残酷现实的挑战。这些青年失业人口空有活力却找不到发挥之处,易于陷入迷茫、骚动之中。而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保障的缺失使这种迷茫和骚动转变为对于执政者的不满甚至憎恶。有学者曾指出:“公民的基本需求若得不到满足,则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经济资源的缺乏极易给公民造成心理紧张。当他们发现摆脱这一困境的手段是改变政治制度时,他们通常会诉诸暴力,制造冲突。”[17]而长期实行威权体制的政府则更容易成为接受了现代化和民主化思想的年轻一代的反抗对象。
(三)伊斯兰主义力量壮大,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高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开始接触现代化的技术和思想,包括西方的价值观。这些年轻人能够熟练使用信息技术从互联网获取信息,与老一辈相比更加推崇个性化和民主化,并且希望证明自身价值,决定自身命运的意愿更加强烈。“阿拉伯之春”就是最好的例证:年轻一代通过社交网络组织大规模示威游行,目的是推翻独裁政权、建立民主制度,进而消除社会弊端,获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不过,中东民众接受现代化的技术和制度,却并不认可全面西方化。相反,本土化思潮即伊斯兰化在该地区的影响日益上升。他们要求“重新确立伊斯兰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扩大伊斯兰教育……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而且“伊斯兰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这一进程的产物”。[18] 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中约旦为53%、埃及为95%、黎巴嫩为72%;同时,认为民主制优于其他体制的比例,约旦为72%、埃及为71%、黎巴嫩为81%。[19] 现代化与伊斯兰化相交织一方面说明中东融入世界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穆斯林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而这一趋势也正在从文化领域逐步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
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兴起,遍及从中东到东南亚的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主义者主张用伊斯兰教法作为社会行为规范,以伊斯兰主义思想指导国家政治、社会、外交等各领域的政策,加强伊斯兰国家内部和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实际上,伊斯兰主义并不反对现代化,而是要以伊斯兰文明作为其国家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反对完全西化。2011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埃及、阿联酋、摩洛哥、黎巴嫩和约旦做的民调显示:33%的受访者将国家公民作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31%的人则将穆斯林作为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而2009年的比例分别为38%和27%。[20] 可以看出,民众身份认同中的伊斯兰因素在逐步上升,伊斯兰主义的力量在壮大。这一现象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国家贫富分化严重,大批下层民众生活困苦,无力负担教育、医疗等相关费用,而政府也未能扮演好社会管理的角色。于是伊斯兰主义者承担起了这一责任,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救助贫困家庭,开办免费学校以接纳贫困儿童并在学校中开展伊斯兰教育。因此,其在民间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加入。另一方面,由于失业现象普遍,大批青年失业人口在思想和信仰上陷入迷茫。与老一代不同,受过更好的教育以及更多接触外部世界的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本土化”意识,因而在他们看来伊斯兰主义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四十余年来,伊斯兰主义团体在大多数中东国家都被定性为非法组织,遭到政府的抑制和打压,无法公开组织政党、参加社会活动,只能转而在民间活动,有的领导人甚至长期流亡国外。然而,“伊斯兰主义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通过向追随者提供希望和救赎,伊斯兰主义在一个正在经历人口爆炸和转型的社会中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21] 2011年,由于青年膨胀、高失业率和贫富分化等人口问题凸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积聚,导致“阿拉伯之春”爆发,多个国家政权易手,没有发生政权变更的国家,其内部也在酝酿着民主化改革。由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大都采用君主制、一党制等威权政体,自由民主主义无法立足,伊斯兰主义便成为最主要的反对派和唯一可行的现政权替代者。因此,在此次中东变局中,伊斯兰主义从幕后走向台前,在多个国家取得合法地位并通过民主选举上台执政。“在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于2011年3月实现合法化,并在2011年10月23日的选举中获得超过40%的选票和议会217个席位中的89个。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了一个合法政党——自由正义党。该党在2011年的议会选举中表现突出”,[22] 而其主席穆尔西也于2012年6月的大选中以51.7%的得票率当选埃及第五任总统。
(四)青年膨胀与网络技术结合,加大社会治理难度
随着新的网络技术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流程和方式,世界已进入互联网2.0(Web 2.0)时代,亦称自媒体时代。这一发展将过去自上而下的层级体系打破,构建起一个没有固定核心、只有无数节点的网状结构。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外交、社会等领域施加了重要影响。
1、促进西方价值观的传播,激发了中东民众对民主制度和现代化的向往。“9·11”事件后,美国加紧了改造中东的步伐,于2004年以八国集团的名义正式推出“大中东计划”,希望通过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加强中东穆斯林对西方的认同,以消除恐怖主义的根基。一开始,该计划遭到了中东多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对,但是在社交网络的推动下,该计划在潜移默化之中对民众起到了影响。由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网络成本的降低,中东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能够熟练运用网络技术,使经常上网的人数大幅提高。他们通过网络了解外部世界、获取信息,更加直观地接触到西方的价值观念、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从而增强了对现代化和民主的认同。这不但深化了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而且使其明确了斗争的目标:反独裁、为自身争取更好的发展机会。看到社交网络在中东产生的巨大效用之后,美国于2010年提出“互联网自由”战略,以实现自由获取信息、自由表达、自由传播信息。“可以预料,‘网络自由’将像人权一样,成为今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外交攻势的一个新支撑点……也预示着美国借助网络来扩展其全球影响的政治企图。”[23]
2、社交网络提供了方便快捷的传播和联络途径,将数量庞大的年轻一代凝聚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在Web 2.0时代,信息的获取变得廉价而迅捷,以往不易被民众获知的信息,如今可能在短时间内传遍世界,维基解密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这改变了以往官方和民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得民众由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在现代社会的传媒争夺中取得了一定的主动权,具备了向政府当局施压、表达自身意志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社交网络的作用,中东民众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组织起来,形成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以埃及为例,“脸谱”在埃及的使用人数超过500万,“推特”约200万。与此同时,截至2011年5月,埃及手机用户达到7477万,而埃及总人口才8000多万,手机在埃及社会中已经相当普遍。“脸谱”和“推特”都是年轻人手机上网时的最爱。[24] 于是,人们看到,在“阿拉伯之春”中,“信息技术让游行的效率和规模远远大于传统游行……呈现出网络结构,具有独特的‘雪崩’特性”。[25]
传统上,中东地区的政变或者革命都是由一部分社会精英领导,他们负责提供政治纲领、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这些精英分子往往有着比较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充足的资金储备,甚至与军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纳赛尔领导的埃及革命、伊拉克的自由军官起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都具有类似特征。然而,“阿拉伯之春”却体现出了Web 2.0时代社交网络对于政治转型的影响。在这场政治转型中,“组织、领导游行的大都是涉世未深的普通大学生,以往的精英色彩淡化,群众主体性和社会色彩凸显。而且,因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方式全部电子化,政变的成本微乎其微。”[26] 社交网络使得政治活动组织者平民化且成本大大降低,这意味着今后政治动荡的频率将会上升。一旦执政当局无法满足社会大众对于经济、社会的改革要求,青年人将会通过社交网络组织起来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以维护自身的权益,推动变革。可以说,庞大的青年群体为政治变革提供了充足的火种,社交网络的兴起则提供了理想的引信。二者相结合便成为一个能量巨大的火药桶。这意味着中东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必须主动而谨慎,任何的不作为或者闪失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三、中东地区人口问题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当今世界的一大特点是人口、资本、商品、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极为频繁。因而导致许多原本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国内问题具备了全球性影响,中东地区人口问题也不例外。中东国家人口年轻化的趋势不仅对本地区国家在就业、宗教矛盾、社会治理等问题上影响深刻,其影响力还向外辐射,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
(一)生态环境问题
人口过度增长将会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导致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生存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由于中东地区人口增长速度快,且青年人口比例高,属于生产型人口结构,因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人口数量还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是,中东地区以沙漠为主,气候炎热干燥,植被覆盖率低,生产和生活大都集中在河流沿岸以及沙漠绿洲。因此,其人口供养能力比较低,且生态环境脆弱,一旦破坏难以恢复。
以水资源为例,根据《蓝色和平:中东水资源的再思考》报告:中东地区水资源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该地区人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受到威胁。人口增长、移民、城市化和气候变化严重影响当地水资源。50年来,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的众多河流流量减少约50%—90%。[27] 而且,中东地区河流稀少,有的国家甚至全国都没有一条地上河,因而只能依靠开发深层地下水。这类水源的更新速度极慢,大规模开采之后几乎无法恢复。目前,许多中东国家的水资源消耗量已经超过供给量,可更新水源不仅存量有限且面临污染问题。
除水资源外,为了应对人口增长,中东国家一方面不得不尽可能开发耕地资源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方面则必须扩大石油开采,利用石油收入增加粮食进口。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会造成资源枯竭,还会破坏当地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荒漠化等环境问题,促使当地的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由于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紧密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若中东地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干旱程度加深,必然会对全球其他地区的气候和环境造成影响。尤其是当地政府为了安置新增人口大规模开发河流沿岸地区和沙漠绿洲,致使植被破坏,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全球温室效应。生态环境恶化之后还有可能制造大批“环境难民”,他们因环境不再适宜居住而被迫背井离乡,涌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移民的一部分。
(二)移民问题
在人口爆炸和经济低迷的双重压力之下,大批中东穆斯林被迫向非伊斯兰国家移民。由于欧洲国家人口老龄化严重,迫切需要劳动力,且与中东国家有着地缘和传统联系的便利,因而成为中东穆斯林移民的首选。“美国国务院2002年出版的《宗教自由报告》指出,欧洲境内穆斯林人口(含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穆斯林)数量估计达到2300万,占欧洲人口总数的5%。排在前十位的依次是:法国450万,德国300万,英国140万,保加利亚110万,意大利100万,荷兰90万,西班牙40万,比利时37万,希腊37万,瑞士31万。”[28] 目前,穆斯林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第二大族群。然而,宗教信仰的差异阻碍了穆斯林移民与当地主流社会的融合,“2009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2%的法国穆斯林对其宗教的认同‘非常强烈’或者‘极度强烈’,而英国的数据则更加惊人,达到75%”。[29] 许多第二代、第三代阿拉伯移民即使取得所在国国籍,仍然不认同西方社会,其社会地位也普遍较低。而在恐怖袭击、经济危机、社会治安问题的三重作用下,欧洲主流社会的反穆斯林情绪也在高涨,不仅加强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各种宗教歧视事件也频繁发生,如2011年法国出台了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戴头巾的“布卡”(burqa)禁令。也就是说,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给欧洲社会带来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目前,为了缓解穆斯林移民问题,欧盟开始关注中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中东国家重建经济。因为欧盟意识到,仅靠强硬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没有赚钱的机会,北非国家的民众不会继续留在北非,而是想方设法迁移到欧洲”。[30]
除欧洲以外,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是阿拉伯移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地。早在19世纪末,美国便出现了大规模阿拉伯移民。据估计,美国现在大约有140万—300万阿拉伯裔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有较高文化程度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在商业、教育、科研等多个领域为美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同欧洲的阿拉伯移民类似,许多阿拉伯裔美国人也具有内向性和保守性,会刻意与当地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随着时间的演进,一些二代、三代移民开始改变这种做法,积极寻求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9·11”事件后,美国主流社会的态度发生改变,阿拉伯族群成为美国社会最不受欢迎的族群。带有偏见的美国主流媒体在宣传中也扭曲其形象,使得阿拉伯移民的政治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这种对立情绪也不断升级,导致许多阿拉伯移民,包括一些事业成功者,成为极端分子。
(三)国际恐怖主义扩散
恐怖主义由来已久,中世纪时,中东和中亚地区就活跃着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恐怖主义组织阿萨辛派。“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主义的关注空前提高,美国发动了以中东为重点的反恐战争。然而,十年来除了击毙本·拉登以外,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未取得预期成果,中东地区仍是恐怖主义的“重灾区”。特别是战后的伊拉克,正常的社会秩序迟迟未能建立,成为滋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温床。其中,人口年轻化问题未能解决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由于青年人失业现象普遍,加之贫富两极分化拉大,社会不满情绪严重。恐怖组织通过一系列反西方、反政府的宣传,能够轻易迷惑处于彷徨失措之中的无业青年,进而招募到大批成员。而且,年轻一代原本就有着较强的伊斯兰化和反西方化的倾向,处于失业中的他们,也会借助恐怖活动发泄对于现状的不满,并将其视为证明自身价值的神圣使命。同时,由于人口膨胀压力而远赴欧美的阿拉伯移民也成为恐怖组织招募的对象。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通过网络与对当地社会产生不满情绪的阿拉伯移民建立联系,指使他们在当地制造恐怖事件。由于许多移民已取得所在地的公民身份,因而在制造恐怖事件的过程中所遇阻力较小,更易于得手。马德里连环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及近期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都有此类人员的参与。在向西方扩散的同时,中东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也将魔掌伸向东方。其中一些组织,如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 al-Islami,又称“伊扎布特”)与中国境内的分裂分子沆瀣一气,严重威胁中国西部边疆的安全。“阿拉伯之春”后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恐怖主义扩散的趋势。以“基地“组织为例,“他们先是在一些国家支持其国内的反对派,然后运用其手中的资源,扩展影响力并招募新成员,从而使得这些反对派变得更加激进”。[31] 如果人口问题继续恶化,恐怖组织将会源源不断地得到新的力量,严重威胁地区和国际安全。
(四)宗教与文明冲突加深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指出:“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32] 中世纪时期,当欧洲人口增长过快时,封建领主们以宗教的名义发动十字军东征,掠夺阿拉伯世界的财富,引发了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战争,双方就此结怨。20世纪末,中东地区的人口年轻化驱使大批青年人向西方移民。两种文明成员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由此而产生的矛盾与分歧非常容易被打上宗教和文明的标签,二者的相互容忍度因此降低,并逐渐上升为文明间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由于无法通过常规方式取得胜利,便将希望寄托于非常规手段,例如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这种无差别攻击的方式更加剧了相互间的敌意,彼此相互敌视。同时,弱势一方还会将自身的贫困与落后完全归咎于强势一方。强势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则试图彻底改造弱势一方,使其成为“自己人”。然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又都具有普世主义情怀,因此改造尝试的结果只会招致更大的仇恨。中东地区人口年轻化所导致的失业问题、社会矛盾、移民问题、伊斯兰化、恐怖主义扩散等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发酵。其结果一方面使文明内部产生新的教派和部落冲突,另一方面加剧与其他宗教和文明间的冲突。或许,宗教与文明间的冲突只是表象,因人口膨胀而导致的生存空间之争可能才是更本质的现实。
结 束 语
人口问题不仅会对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产生影响,同时还是一个与国际政治、宗教分歧、跨国犯罪等问题相互纠结的全球性问题。在中东变局的大背景下,人口问题的负面效应会被进一步放大,成为政权过渡和恢复社会稳定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无论对于新上台执政的政权还是现政权,在顺应民意实行民主化改革的同时,人口问题也是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毕竟,对中东国家来说,即使实现了民主化,如果人口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稳定依旧无法保证。

文献来源:《国际展望》